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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刘少奇的办学情结
作者:孙中华
 发布时间:2013-08-22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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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历来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对创办学校和举办培训班总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尤其是在革命处于异常艰难的敌后抗战时期,由于受日伪军全方面严密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教学场地极其简陋,工作任务异常繁重。但是从1939年到1942年,刘少奇在华中工作的短短4年时间里,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先后举办了山西党训班、豫西省委党员干部培训班和竹沟训练班,创建抗大分校和华中局党校。同时,亲自为培训班和党校学员上课,为党员干部培养、人才储备和推动华中抗日工作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举办山西党训班,杨尚昆撰文回忆说:文人刘少奇教游击战争,讲得“头头是道”

  1937年11月8日,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太原失守。失守前几天,刘少奇率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从太原经介休、离石撤到了晋南临汾附近的刘村。刘村,也称帽儿刘村,以编织草帽而著名,是距离临汾城约十五里的一个大市镇。刘少奇和北方局机关在一个名叫“五同丰”的大院内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这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失守,国民党首府南京危在旦夕。由于国民党实行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军队受到严重损失,南方的广大人民没有华北发动得那样广泛,全国抗战进入相当艰难的时期。国内外出现一股借口“调停”,力图使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逆流。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一定要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

  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中,时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把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抗日游击战争紧密结合起来。经过这一时期的工作,“在山西全省发展游击战争空气很高,形成广泛的运动,到处要求我们派遣动员、组织与军事干部”。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和等待共产党与八路军去领导他们。“这时候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干部的缺乏。”为山西培训一批党的地方干部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在眉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率领一班人,克服经费紧张,办学条件艰苦,教员匮乏等困难,经过一个多月短期筹备,山西党训班在临汾帽儿刘村五同丰西南的一座农家大院正式开班。参加第一期党训班学习的党员有10多人,刘少奇亲自主持党训班,为晋南各县建立党组织培养干部,并亲自为党训班学员上课。刘少奇结合形势主讲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等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学员欢迎,对于学员及时掌握和了解党的各种基本政策,统一思想起到了积极地作用。杨尚昆在《缅怀开国元勋刘少奇--思念无限》中曾回忆刘少奇在党训班上课情景时说:文人刘少奇教游击战争,讲得“头头是道”。他在讲课中提出: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就不能长久坚持。在华北的日军虽然占领着交通要道与主要城市,但各省边沿山地及广大的农村,日军是不能到达或不能经常武装占领的。在这些区域中就应该建立抗日根据地,作为游击队活动的后方。我们的方针就是要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真正的人民的抗日政权。这些观点,对于进行巩固和壮大华中革命根据地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1938年2月临汾失守,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刘村先后开办了三期,为中共山西省委培训了60多名党员干部。按照党训班的形式,山西一些地方党组织也开办了党校和党训班,推进了地方党组织的发展。经过培训的党员干部,立即投身到各地抗日斗争的领导工作中,成为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此外,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临汾开办了许多一星期毕业的训练班,训练结束后立刻分派到各地去进行工作;尤其是,开办了培养游击战争骨干的八路军“学兵队”,先后培训了七八百人,为晋南各县开展游击战争准备了骨干力量。

  

二、开办豫西省委党员干部培训班,刘少奇第一次阐述共产党员修养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中国抗战即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一座天主堂内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六中全会还作出一个重要决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了从组织上保证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成立南方局负责大后方工作的同时,又设立中原局以加强党对华中工作的领导。11月9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中原局委员会的通知》:“决定以胡服、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央中原局委员,胡服(刘少奇)兼中原局书记。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这就把“发展华中”的战略重任托付给了刘少奇。经过不到半个月时间的准备,11月23日,刘少奇同朱理治、李先念、郭述申等几十名干部,分别乘四辆大卡车,告别延安,离开工作了三年的华北,昼夜兼程赶赴华中,踏上新的征程。28日,刘少奇经西安短暂停留后,到达河南西部的古老县城渑池。

  渑池兵站位于渑池县城关镇东关小寨村。该兵站是1938年11月经十八集团军司令朱德同志签署文件,委派刘向三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后创办的我党我军公开机构。兵站驻地分三处:一处是紧临 310国道的小寨村,设有兵站办公室、仓库、战士和家属住处、兵站秘密会议室;第二处在县城东关现名海露大街93号的一所宅院里(即刘少奇渑池旧居);第三处在县城东关现名海露北街9号宅院里(即中共豫西特委扩大干部会议旧址)。同年 12月20日,刘少奇在渑池兵站召开了“中共豫西特委扩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豫西特委、洛宁、灵宝、偃师、密县四个中心县委和重点县委的负责人三十余人。会议上,刘少奇详细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出:“党空前进步了。党一年比一年进步,中央一年年的强固,干部一年年多,威信一年年高,中央与地方大大进步。我们已能够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到具体的中国革命中。”会议进行了一个星期左右,确定了豫西党的工作方针。为进一步充实华中地区领导力量,1939年1月初,中共豫西特委扩大干部会议之后,刘少在渑池兵站举办了两期党员干部培训班(又称豫西省委党员干部培训班)。每期有三四十人,为豫西省委所属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据原刘少奇机要员马书年回忆,第一期训练班在一间不大长长的窑洞里举行的,刘少奇在训练班上首次讲《共产党员修养》,报告的提纲是他在渑池兵站期间,挤出夜晚时间撰写的。一开始,刘少奇用他那浓厚的湖南话说:大家是带着不同目的来到革命队伍的:有的是为了找出路,有的是为了抗日,有的是因为家庭不和来的。虽然各有不同目的,但是能够到共产党这里来,这就好嘛!这条路大家走对了。因为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俯首甘为孺子牛,鞠躬尽瘁为人民。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辉写照,我们革命队伍里的每个同志,都要加强学习,锻炼改造。最后,刘少奇还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国内与国际条件,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发展历史,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结合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深刻阐述了共产党人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和怎样进行修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次报告对《共产党员的修养》深入浅出地“讲了一个轮廓。刘少奇的报告,使接受训练的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为开创豫西抗日斗争新局面,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这也是刘少奇第一次系统阐述共产党员修养的问题,报告的提纲已经形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基本轮廓。刘少奇同志在渑池兵站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主持召开的豫西特委扩大会议和会后组织的两期党训班,大大提高和加强了豫西地区的抗日力量,加快了我党的理论建设、思想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步伐,有力地推动了豫西地区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

  

三、举办竹沟训练班,刘少奇系统阐述共产党员修养和中共党史

  竹沟镇是确山县西部的一个小镇,地处确山、泌阳、遂平、桐柏四县的边界地区,三面环山,一面靠水,地势险要。这里的群众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曾经举行暴动夺取县城;大革命失败后,周骏鸣、王国华等长期在这里坚持游击战争,建立了革命据点。抗战爆发后,周骏鸣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开赴皖苏鄂敌后抗日(以后发展成新四军第五支队),在竹沟设立公开的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又率领原八路军驻晋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来到竹沟,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不久,中共河南省委从开封迁到这里。竹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原领导抗战的指挥中心。

  刘少奇到竹沟后,住在镇北一个四合院内的一间土屋里。他根据中央指示组建了中原局领导机关,担任书记。到达竹沟后不久,刘少奇立即组织召开中原局回忆,对中原各地的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刘少奇明确提出:“在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最短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下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能在目前及可能的长久摩擦之下,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目前新四军,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在此期间,刘少奇把自己的机要员马书年、卫士龙潜,以及医生和译电员也都派到了鄂中前线。

  随着各地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建立,缺乏干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加强中原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刘少奇在竹沟正式组建中原局领导机关后,在竹沟举办军政教导大队和党员训练班(新民队)、青年训练班、妇女训练班、地方武装干部训练班,以及电讯、机要、卫生、供给、司号等专业训练班,培训党政军的各级领导骨干和游击战争所需要的各种技术人才。刘少奇多次为学员讲课,并亲自给这些训练班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共产党员修养、中共历史等帮,刘少奇所做的关于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待人接物和中共党史等报告,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以及深入敌后开展实际工作的能力,为开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输送了大批政治、军事干部。经过这一段时期的工作,中原地区呈现出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据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薛丹浩回忆,刘少奇讲授党史时说:对一个党来说,在曲折不平的道路上,也会犯错误,比如我们党犯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对一个人来说,特别是青年人,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关键是要善于从错误中国吸取教训……。

  小小的竹沟镇也因此红火起来,四乡的农民把它比成“乌云中的一块晴天”。至1939年10月刘少奇率中原局领导机关离开竹沟时,领导大队和各种培训班共培训学员3000余人,其中党员2200多人,并为延安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选送学员220名。参加训练的部分学员回到地方工作,大部分充实到新四军主力部队,或者成为地方武装中的骨干力量。由于中原局在竹沟培养出一大批革命的骨干力量,竹沟也因此被誉为中原的“革命摇篮”。

  

四、创建抗大第五分校,刘少奇兼任政委

  1940年2月20日,刘少奇向中央建议,在华中应立即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或新四军干部学校,吸收投奔新四军的大批青年学生学习。3月,抗大第四分校在豫皖苏边区新兴集(今属安徽省涡阳县)正式成立。同年9月,淮南路东反“扫荡”结束后,刘少奇出席在天长汊涧镇召开的总结大会并讲话,会议决定将新四军江北干校(校址在汊涧镇)解散。干校的二、三大队原址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一大队前往苏北,成立抗大第五分校。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在刘少奇的指导下,由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新四军皖东干部学校等,在盐城合并组建抗大第五分校(这个分校是新四军抗大总校)。校址设在海陆中学。刘少奇兼任政委,陈毅兼任校长,张云逸任副校长,谢祥钧任教育长。分校编为5个大队和一个机炮连,一大队仍编为第一大队;第二、三大队是从苏北干校和其它干校改编过来的;第四、五大队是从地方招收的学生队,五大队是女生队,对外叫鲁艺学校,全校干工、学员共3000多人。组建当日,在海陆中学大操场上举行了分校成立大会和第一期开学典礼,刘少奇出席了大会并讲话:抗日军政大学是为部队培养骨干的,你们都是各部队选送的优秀干部和老战士,毕业后就是一名大学生了,就是部队的基层领导和骨干了,你们学习很重要,任务也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尽快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奋斗!

  五个大队的学习重点各有不同,一、二大队为军事队,三大队为政治队,四、五大队是为部队培养文化、宣传、文艺骨干的队。刘少奇在抗大五分校上分别为学员作了三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并把《论共产党员修养》印成小册子发给党小组,星期六党日活动时组织党员学习讨论。星期六早上,大队一般都要进行会操,有时全校组织会操,刘少奇经常参加,有时还亲自进行讲评,周末都要开个生活检讨会。

  抗大的生活异常艰苦,师生们穿的是老粗布,吃的是高粱米,睡的是地铺。夏天无蚊帐,冬天无垫被,每人一条小被还是薄薄的。但是,大家从不叫一声苦。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刘少奇和学员过着一样的生活,他穿一件深灰色的旧棉布短大衣,经常同陈毅等领导同志来到学生宿舍,问寒问暖,促膝谈心,许多同学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皖南事变后,盐城一度作为新四军的军部和抗大五分校所在地,曾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和封锁。日本的飞机更是经常来骚扰,又是丢炸弹,又是扫机枪,这就给抗大学员的学习和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困难。为了躲开敌人飞机的袭击,校部干脆给每人发一张小板凳,白天跑到城外的乱坟堆里上课。当时刘少奇给学员讲授党的性质和任务,同学员一起来到野外。数九严寒,刘少奇衣着单薄,站在刺骨的寒风中讲课,音调是那么坚定有力,神态是那么镇定自若,使学员很受感动和鼓舞。

  学习期间,正值皖南事变。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早晨,刘少奇来到操场讲话向抗大学员宣告这个消息,并在讲话中首先分析了形势,明确了抗大的方针,勉励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刻苦学习政治军事,将来分赴各个岗位能挑起革命的重担。他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不仅是同敌人打仗的战斗队,而且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队,要做到拿起枪杆能上战场,拿起笔杆能写文章,拿起书本能上课堂,拿起锄头能种庄稼。敌人可能要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学习,我们就更要意志坚定,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这坚强有力的话语,使人听了心明眼亮,精神振奋。并动员全体学员做好战斗准备,等待中央指示,打到皖南去,营救军部的同志。

  1941年1月11日,北风怒吼,寒冷异常,日寇突然出动了15架飞机,在盐城上空狂轰滥炸,无数房屋被炸毁,抗大宿舍也成了一堆瓦砾。当天晚上,校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政治动员。他气愤地说: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制造皖南事变,打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帮了鬼子的忙。盐城是新四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将成为敌人的主要袭击目标。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有自我牺牲精神,立足于打;另一方面,又要争取和平、争取团结,一致对外。会场上群情激愤,热血沸腾。讲到激动时,刘少奇同志挥着右手,冷静而沉着地继续说:“你们有顽强的革命斗志和英勇杀敌的精神,这是很可贵的,但干革命要讲究战略和策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革命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要依靠三大法宝,这就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三个法宝缺一个也不行。”接着,刘少奇对三大法宝的意义和重要性作了详细的、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师生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4月下旬,第一期学习结束,开了结业典礼大会,发了结业证书。结业时,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参加了学员毕业会餐,并勉励学员在今后的抗日战场上再立新功。同年4月28日,洪学智带领抗大总校第三团部分教职员100多人组成第二派遗大队到达盐城,编入抗大五分校,加强了抗大五分校干部队伍和教学力量,洪学智转任抗大五分校副校长。1942年6月,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将第五分校扩编为华中抗大总分校后,抽调部分教员和干部组建新的抗大第五分校。1941年至1942年,在中原局、华中局(由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组成)领导下,华中地区又先后建立抗大第八分校、第九分校、第十分校,达到一个总分校,五个分校。华中局规定,总分校接受抗大总校领导,为总校组成部分;各分校接受总分校领导,为总分校组成部分。抗大五分校的诞生,训练和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军事、政治干部,,适应了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的需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五、创建华中局党校,刘少奇兼任校长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宣布新四军是“叛军”,取消其番号,妄图彻底消灭新四军,针对蒋介石顽固派的罪恶阴谋,党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坚决反击的方针,一方面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方面发布命令,重建抗战有功,驰名中外的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底,重建新四军军部大会在海陆中学大礼堂召开。会议由陈毅同志主持,刘少奇同志宣读了中央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兼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饶漱石为副政委,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新四军各部队也进行了整编,原5个支队编为7个师,每个师辖3个旅。新四军军部重新成立后,重建部队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新四军各部主要来自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又长期分散作战,皖南事变使少数不坚定分子产生悲观失望情绪;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中一部分干部和战士不愿放弃八路军的番号;还有些北方战士有乡土观念,对到南方作战闹情绪。为了统一思想,刘少奇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把连以上干部集中起来学习了两个星期。刘少奇在讲话中说:“由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顾全大局珍重合作,遵令北移,反被亲日派巩固派暗算,而得全国人民的同情。皖变后新四军已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最荣誉之军队,这是我们一笔可宝贵的政治资本,是皖变中许多烈士流血的代价,应该充分予以利用加强新四军。亲日派与反共顽固派,目前的反共布置首在消灭新四军,但我们则相反要加强新四军。”“八路军、新四军著名为中共党军,同在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之下,本来不分彼此,在情况需要时新四军固可改为八路军,八路军亦可改为新四军,望根据上述各项在部队中广泛解释,使全体指战员对中央这一决定完全了解,不应有任何疑虑为要。”刘少奇提醒各级共产党员要在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带头克服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和狭隘的家乡观念,团结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他还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教材发给大家。

  1941年4月下旬华中局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党员的党性教育要求。刘少奇提议在盐城创办华中局党校,着重培训华中部队团以上和地方县以上的干部,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刘少奇亲自兼任校长,彭康兼任副校长,温仰春任教育长。党校设两个队,第一队的学员为团、县以上干部,第二队的学员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刘少奇明确指示,党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根据这个办学方针,党校设置的主要课程为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为此,刘少奇不断到党校授课,讲授党史、形势、战略策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并随时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

  随着党内思想斗争的发展,特别是总结皖南事变经验教训中,有些地区和部门产生了一些偏向。6月初,军分会讨论建军问题会议结束后,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向陈毅谈起“过去的肃反工作及红军时代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刘少奇的思考。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实在不少。刘少奇自己过去曾多次受过错误的批判,直至被撤职。这些经历,使他对应该怎样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有许多真切的体会。1939年,他在延安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曾概括地论述过这一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更深刻了。

  1941年7月2日到3日,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连续作了两天讲演,全面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和方法。他明确地提出党内斗争的性质“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进行的,没有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那些传统和习惯,但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往往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常常使我们党内的斗争进行得过火,斗争得太厉害”。他指出党内思想斗争应该适当开展的原则,深有感触地说:“同志们首先要了解:党内斗争是一件最严重最负责的事,绝不可以草率从事,我们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必须自己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必须自己首先把事情弄清楚,把问题弄清楚,实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同时还必须是有组织地、有领导地、有准备地去进行。”

  在党的建设理论中,像刘少奇这样全面系统地集中论述党内斗争的问题还是第一次。这篇文章传到延安后,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亲自写了编者按,指出:“这是刘少奇同志于1941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时期,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

  7月,日军向盐城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同日军“兜圈子”中转移到阜宁县。华中局党校也随着迁到阜宁县西南的偏僻水乡——汪朱集。10月,第二期培训班开学,这期学员仍是军队团以上干部和地方县以上干部,共二百多人。

  为了有更多的时期了解学员的思想和学习状况,刘少奇索性搬到党校,和学员在群众家里同吃同住,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刘少奇经常通宵达旦地备课,虽然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仍坚持讲课。刘少奇没有其他个人爱好,只保持着每天上下午出来在街上散步的习惯,其余时间都在紧张地工作。据当时担任华中局党校教育长的温仰春回忆:“刘少奇每夜都把彭康、傅秋涛以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召去汇报讨论情况,根据情况,再作补充报告和问题解答。夜晚,菜油灯光若明若暗,而刘少奇的脸上却是神采奕奕,他不时把汇报的情况在本子上,又不时地微微抬起头来以商榷的口气说些极为精辟的见解。”

  这一个月中,刘少奇先后讲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战争和战略问题》、《人为什么犯错误》、《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和《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等近二十个题目。其中特别是在十一月间所作的《论学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作了深刻阐述。

  刘少奇的报告把理论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深受学员和干部的欢迎,不仅党校学员听讲,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的干部也都去听。“那时的党校,没有课堂,没有礼堂,更没有扩音设备。刘少奇授课时,新搭成的大草棚里坐满了学员,各地来的负责同志只能坐在草棚外边场子上,场子上也坐得满满的。”这些报告还在《江淮日报》和党内刊物《真理》上刊登,对普遍提高华中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促进各抗日根据地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3月,刘少奇奉命回延安后,代理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继任华中局党校校长。

  

    作者:孙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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