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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严格教育晚辈二三事
作者:孙中华
 发布时间:2013-08-23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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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8日,在党的十八大开幕的会议上,第一项议程就是吴邦国委员长号召与会代表深切缅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烈崇高风范和优秀品质。刘少奇在家族中排行第九,又称“九满”,亲属晚辈众多,但他一生自始至终严格教育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是我们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的典范。

  

 

一、希望大侄儿刘敦侯回到家乡带头种好田

 

  大侄儿刘敦侯是刘少奇三哥刘作衡的长子,1914年出生,比满叔刘少奇仅小6岁年。两人自小是在山里放牛、塘中洗澡、路边打玩的“少年叔侄”。后来少奇家里种几十亩水田,主要劳动就是靠身高个大、力壮如牛的大侄儿刘敦侯。不论是田里的功夫,或者是打柴、码草、养鱼、喂鸡一套湖南农村的看家本领,刘敦侯在几十年的劳动实践中都练成了好把式。新中国一成立,报纸上、广播里传来了刘少奇身居要职的好消息,刘少奇也几次寄回家信,还特地问候大侄儿刘敦侯。刘敦侯听到后喜笑颜开,就想离开农村进城谋个差事。他虽只有一身力气和耕田种地的本事,但相信只要有靠山,干什么都不会成问题。清朝末年刘家有点瓜棚搭柳的亲戚关系的周达武,三十多岁还是个一字不识的挖煤工,不也是搭帮左宗棠和骆秉章这两位清朝一品大官的关系当上了四川、甘肃几省的提督吗?民国初年,本地人洪兆麟当上了粤军前敌总指挥,他那个一字不识、只做过篾匠的叔叔不也当了县长,后来还娶了几房太太,回乡买田置业成了一方富户吗?

  1950年,刘敦侯终于到了北京中南海,他以为叔父一定是前有枪兵护卫,后有打手保镖,威风凛凛,一派官气。谁知一见面,刘少奇除了头发斑白了些,脸上生了皱纹以外,说的还是宁乡话,穿的也是普普通通的布衣服,手下也并没有三兵四仆,饭桌上主要还是蔬菜,桌子中央那份香喷喷的腊肉还是刘敦侯从宁乡带来的。他问少奇:“九叔,这就是您这个大官的生活呀?”刘少奇告诉他:“我不是官,是中国人民的公仆,也就是人民的长工。我们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权利,没有别的特殊权利。”说话间,刘少奇问起家乡变化、群众生活,照样平易朴实,一点架子也没有。刘敦侯找个机会向少奇提出了想搞个干部当当的要求。刘少奇热情地握住这位侄儿又黑又粗长满茧皮的手,耐心开导说:“与其他来北京学习的年青人比较起来,你年纪要大一些,三十多岁了,又成了家。还是听我的话,回去作田好。况且新中国刚建立,各项建设刚开始,最需要粮食和农产品,当农民是最重要、最光荣的职业。家乡有句老话说农民不作谷,饿死帝王君嘛!我们当前最重要的是振兴农业,解决衣食问题,使全国人民吃饭肚子好从事建设。你是作田里手,力气又足,当农民最适宜。生产粮食是最光荣的事业,我们都靠你们的支援才能工作。民以食为天,你是生产粮食的,是人民的天,多么重要的工作呀。我希望你回到家乡带头种好田,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农村里也需要劳动力嘛!你老弟年幼在外读书,你家里兄弟不能都出来呀,家里也需要人干活啊!一户人家,有人作田,有人当干部,有人读书,这样,才成其为一个家庭嘛!我劝你还是在这个光荣重要而又能发挥自己专长的岗位上去努力贡献。”刘敦侯说:“邻居们都说我蠢,说叔叔在北京当大官,你怎么不去找个好一点差事做呢?只要你叔父说一声,就会给你安排个好工作。”刘少奇说:“你回去告诉他们,我不能随便给自己亲属安排工作的。”刘少奇又说:“共产党不兴通过私人关系,靠面子、靠背景安排亲属的。干部任免有专门机构办理,用人的宗旨是唯公唯贤,不是唯私唯亲,要经过审查考核,根据才德量力录用。我虽然是党中央领导干部,也没有权私自用人,这才叫新社会嘛。”刘敦侯被叔父说得连连点头时,听后心境开朗,愉快地回到农村。从此他一直是花明楼区花明楼乡炭子冲村一位安心农业生产、技术高超的种田好把式,几十年来再也没有想跳出“农门”,也没有因私事找过叔父刘少奇。

  

 

二、鼓励外甥鲁勋昌不怕困难,到艰苦的大西北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刘少奇六姐刘绍德比刘少奇长8岁。幼年时的刘少奇在生活上常常得到六姐的关照,姐弟俩感情很好。六姐儿子鲁勋昌,1929年1月出生,是六姐六个子女中惟一的男孩。六姐生四个女儿后才生下这个儿子,所以十分疼爱,夫妇俩把家里的钱也重点用在送儿子读书上。鲁勋昌从小诚恳好学,成绩优秀,在花明楼靳江中学初中毕业后,又考入湖南高待工业学校学习了三年。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成立,鲁勋昌高兴地跟随三舅父刘作衡及其他兄妹等共17人来到北京,见到了他影像的四舅舅刘少奇。

  早在读中学的时候,鲁勋昌看到了四舅刘少奇写给家里兄姐的信,信中说:“日本鬼子野蛮侵略进来了,中国人民生活、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并告诫家乡人民,“家家户户都要组织联合起来,一面生产,一面抗日,粮食财物要安全保藏,不为敌人所掠。以后,盐、布等生活物资会紧张昂贵起来,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读了这封信以后,十多岁的鲁勋昌对在延安当了“大官”的舅舅十分敬慕。他提笔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追求进步的愿望。根据来信信封上“陕西肤施”的地址寄去。不久,少奇舅父在另一封写给家里的信中特意提了一笔,说勋昌甥儿的信收到了。勉励他初中毕业后进工们学校,还说学生课余可以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和《聊斋成异》等小说。鲁勋昌对舅舅说的这几句话觉得十分新鲜,几十年后都记得。那时,他就照舅舅说的去报考了湖南高等工业学校。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了。刚刚在工业学校毕业回家的鲁勋昌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他急忙跑到长沙,买了一张刚刊登舅父照片的报纸和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一口气将舅父的著作读了一遍,又提笔向在北京的舅舅写了第二封信,写了自己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的初步感想,并且表示希望能到北京继续学习或工作。

  1949年10月,鲁勋昌终于有了到北京见到舅舅的机会了。得到三舅父刘作衡同意带他上北京的消息,母亲连夜替他准备了行装。要去见不平常而从未谋面的舅舅了,该送点什么礼物呢?母子俩想了又想,不知送什么好。而舅舅已托回家替父亲吊丧的允明表哥捎了口信,说来北京的人,不要给他送东西。但是,知道舅舅爱吃南瓜、苦瓜之类的菜蔬,新鲜苦瓜不好带,母亲便为他准备了一袋苦瓜干带去。走出家门时,母亲把儿子送到门口,便眼含泪花不走了。她想起五个女儿都出嫁了,身边一个爱子也要离家远去北方,不禁心酸难过。但是母亲当着儿子的面没有掉下泪来,只是着重地叮咛了一句:“到北京后,不要到舅舅那里去带厌,要争气!”

  第一次见到少奇舅舅,令鲁勋昌感到惊喜的是,舅舅竟然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一行人在少奇舅舅住所一间约十二平方开外的客厅里坐定,刘少奇扫视了一下,问:“鲁勋昌来了没有?”大家一同回答“来了。”这大概是那两封信起了作用,而且在那次去北京的十多个年青人中,只有他一人念了高中,这些都在舅舅心中留下了印象。接着,刘少奇又一一问了其他晚辈们的名字、年纪、文化程度等,并且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并问了各人家庭的一些情况。在座的有他三哥刘作衡、侄儿刘允其等年岁较大的,也有侄孙女刘维孔等年纪较小的。这次见面后,王光美向大家赠送了《中国革命史》、《世界近代史》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籍。在刘少奇鼓励下,鲁勋昌积极备考,顺利通过考试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技术干部学校在全国招收青年学员,鲁勋昌也踊跃地报了名。一天,他和另一位报了名的同学一起去见舅父,这位同学是从部队选送到人民大学来学习的。刘少奇问:“你们报名参军,是志愿的吗?”鲁勋昌回答:“是志愿的,但原来是想念完大学的,现在党发出了号召,我们就积极报了名。”刘少奇对鲁勋昌的那位同学说:“你在革命战争中锻炼了一些年,你缺少的是专业科学知识,你应该继续在人民大学学习。”又说,“这次招收部分青年学生参军,应该让那些从未在部队里当过兵,又志愿参军的青年去。就是从未在部队当过兵的,这次没有报名参军,也不应受到批评。但是,如果是党和国家发出全民总动员令,那就都应报名应征。”果然,鲁勋昌的那位同学没有被批准去参军,而他自己的志愿得到了批准。这样,鲁勋昌便放弃了在大学学习的机会,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经过军校的短期学习,走上了抗美援朝战场,从事雷达通讯服务工作。

  有一次,鲁勋昌受他所在部队首长的派遣,回国领取雷达器材,他用在北京短暂停留的时间,去看望了一次舅舅和舅妈。刘少奇见到穿着整齐军服的外甥,心里很高兴。说:“今天天气热,你可以摘掉帽子,解开风纪扣,随便一点。”接着,询问了一些朝鲜战场的有关情况,鼓励他树立必胜的信心。刘少奇、王光美特意让厨房做了几个菜,招待这位当了志愿军战士的外甥。1953年,鲁勋昌从朝鲜回国,在北京解放军空军第三训练基地先后担任教员、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等职。他仍然每隔一段时间便找机会去舅舅刘少奇家里看望一下。刘少奇虽然工作十分繁忙,每次外甥去了,他都很高兴。

  1957年,全国干部和职工工资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调整。就在他们单位的工资调整过后的一天,鲁勋昌到了舅舅刘少奇家。刘少奇问他工资多少,鲁勋昌答每月100元。刘少奇笑着说:“按人口平均计算,你的工资比我还要高呢!”他又关心地说:“用钱要有计划,除了生活必需的开支外,余下的钱要存入银行,以备急需。”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刘少奇和老百姓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除了按计划和节约用粮外,他带着孩子们在家门口自种蔬菜作补充。有一次,鲁勋昌在舅舅家吃过饭以后,刘少奇笑着对他说:“你可以交粮票呀!”鲁勋昌最后一次见到少奇舅舅是1966年2月,是“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鲁勋昌要从北京调到大西北去,他想到以后不在北京,很难见到舅父母了,出发前,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去看望舅父母。鲁勋昌回忆说,这时候,他所看到的少奇舅舅是:“腰背圆直,脸色红润,思维敏捷,充满活力;虽然他当时有了67岁,但觉得他的精神气魄,不像老者,仍像青壮年一样。”

  刘少奇平静而和蔼地谈起了甘肃省的地理特点,他说,你要去的地方,地势较高,海拔一千米以上,是古代通西域的必经之地。这里的土地还是比较肥沃的,要靠祁连山的雪水融化浇地,是比较贫困的省区。这里也有丰富的矿藏和文化古迹。最后,还鼓励他要不怕困难,到艰苦的大西北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教导外甥女张先敏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凭自己的本事工作

 

  张先敏是刘少奇七姐刘绍意的三女儿,幼年时由于她家境较好,父母送他在家乡读了几年小学。1949年6月,19岁的张先敏到了北京以后,得到舅舅刘少奇和舅妈王光美的谆谆教导和热情关心,幸运地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刚到北京时,刘少奇就敦敦教诲张先敏:“旧社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老实的人占便宜,欺侮人民的人有官做。新社会不同了,人人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不是服务得好,会有人知道。一年不知道,两年;两年不知道,十年;生不知道,死后也会知道。”“旧社会是靠关系办事,新社会是靠本事办事。你们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一定要好好学习,给人民做点事情,不能因为我这个关系,就搞什么特殊。”

  张先敏正是按照刘少奇的教诲,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之路。1951年冬天,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正在北京师大附中学习的张先敏响应党和政府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被分配到大连医士学校学习军医。在学习中,刘少奇、王光美专门写信鼓励她好好学习,严格要求自己的。她听从了舅舅和舅妈的教导,在军校两次获得立功奖励。

  1953年6月,张先敏从医士学校毕业,分配到沈阳市第八航空学校卫生处眼科做助理军医,并且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一名人民军医,张先敏十分高兴,一心一意钻研医术,做好工作。那时,刚刚二十出头的她,真想和其他城里姑娘一样,戴上一块手表。这既是工作的需要,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件十分时髦的消费品。以她当时的工资津贴,要买一块表是比较困难的。她想到慈父般的舅舅刘少奇,,便向他写了一封信,意思是想请舅舅给她买一块手表。

  刘少奇舅舅很快给她回信了。信中关切地说:“你想买手表工作起来更方便,舅舅是不反对的。但是,你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表更有意义”。张先敏知道,舅舅是在教育她懂得勤俭朴素,艰苦奋斗,保持一个劳动者的本色。于是,她便开始将自己每月余下的津贴费积存起来。这样,一共攒了68元钱,她就向舅舅寄去。刘少奇接到这点钱以后,又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添上了一部分,由王光美在北京给她买了一块表寄去。舅妈王光美同时还给她写了一封信,嘱咐她:有了手表,工作方便了,更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做个人民欢迎的医生。

  这块手表,伴随着先敏度过了近四十年的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年逾古稀的先敏又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女儿。她说,“每当看到它,就想起了舅舅的教导,倍加感到他要求我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意义多么重大。我现在也用这种精神教育我的孩子,把这块表继续传给他们。”1955年张先敏从部队转业到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先后担任主治医师、院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医师,直到1987年退休。

  1962年,张先敏在北京中国医科大学进修时,她两次幸运地见到了少奇舅舅和聆听舅舅的教诲。舅舅再三嘱咐她,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处处拣重担子挑。无论做什么,都在依靠党,凭自己的本事工作,不要靠关系。不许向别人吹嘘与舅舅的关系。1965年,刘少奇陪同外宾到了沈阳,下榻在友谊宾馆。正好七姐住在沈阳女儿家里。刘少奇知道以后,将姐姐和她有三女儿一家接到宾馆会见。这也是姐弟以及先敏与舅舅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四、勉励侄孙女刘维孔做个有文化的农民

 

  侄孙女刘维孔是刘少奇二哥刘云庭的孙女。刘云庭曾是一位追求进步的民国军人,对早期刘少奇走上革命道理产生积极影响。1949年9月,刘云庭逝世后,刘少奇亲自撰写了“你是我幼年学习和活动的第一个帮助者”挽联。刘维孔是刘云庭长子刘允明的二女儿。1949年湖南解放后,刘维孔跟随父亲刘允明离开宁乡老家上北京,到了中南海,第一次见到了叔祖父刘少奇。那时刘维孔才15岁,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里妹子,来到中央机关见到中央领导人,心情相当紧张。当时正是夜晚,刘少奇站在门口迎接刘维孔等亲属一行。刘少奇笑容满面地走到刘维孔面前,端详了一阵问道:十几岁了?读几年书呀?刘维孔红着脸一一作了回答。刘少奇大概看出刘维孔的窘态,就又和蔼地说:好呀,长得高大结实。这时有一位同一来京的长辈插话说:“可惜是个妹子,要是男孩就好了。”刘少奇马上纠正说,男女不是一样为人民服务?有什么不好?刘少奇说话语气平和,刘维孔听了很高兴。接着,刘少奇要大家坐下谈家常。他说:“我过去说过要让小孩们读书,可是你们大人不听,现在都这么大的个子了,还没有多少文化,以后就好好读书吧”。于是刘维孔就留在北京读书,先后进了华北小学和北师大女附中。刘少奇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可是他在百忙之中,仍然挂念刘维孔这些晚辈的学习和生活。每隔几个月,刘少奇就把刘维孔等晚辈喊到一起,逐一检查学习成绩,详细询问语文多少分?作文一学期作了几篇?算术多少分?参加少先队或青年团没有?生活怎么样?

  1951年春节期间,刘维孔看望刘少奇。刘少奇照例又问了刘维孔的学习和生活。他吸了一口烟,敲敲烟灰,意味深长地说:“我在想一个问题,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叫你们上学好些,还是不上为好?如果将来你们不好好为人民服务,要反党反人民的话,就不如不读书,因为读了书会写反动纲领,会作反动演说,那样破坏作用就大。这个结论我现在不能下,你们自己去下好了”。不久,一个这样的考验摆在刘维孔面前:1957年刘维孔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打算到广州父亲刘允明那里去复习功课,等来年再考。离开北京前刘维孔去向刘少奇告别。刘少奇听说刘维孔没有考取大学,就问她打算怎么办。刘维孔说:“您说呢?”刘少奇就说:“你是一个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到人家不想去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你回家乡参加生产去,好不好?”刘维孔当时感到太突然,噘着嘴没有作声。刘少奇又说:我们应该帮人民做些有益的事,外国人常讲我们中国贫穷、落后,我们应当有志气,使祖国富强起来。我是你们的前辈,我们这一辈的人把反动派打垮了,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责任,就落在你们这一辈人的肩上。现在农村要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批有文化的农民,你们这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就应该回家去,把我们的农村建设好,让它也赶上和赛过资本主义国家。当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是光荣的事情,将来要记载在历史上的。那几天,刘维孔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叔祖父刘少奇的谆谆教诲,一直在刘维孔耳边回响。刘维孔又找了教导主任和一些知心同学谈心,得到她们的热情鼓励。刘维孔终于下定回乡锻炼的决心,又去找叔祖父刘少奇。刘少奇用惊喜的眼光望着刘维孔,要她汇报思想斗争的过程。刘维孔说着说着又哭起来,刘少奇却爽朗地笑道,哭什么?应该高兴地回去,农民会欢迎你的,回家后会有困难,劳动不习惯,不会干活,还会有人讽刺嘲笑你,都应该充分估计到,但也用不着害怕,只要自己有决心、有毅力,刻苦劳动,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刘少奇特别嘱咐刘维孔回农村后要服从社队的领导,当一个好社员,要和农民打成一片。刘少奇说:“农民喜欢的事,你应该喜欢,农民看得惯,农民反对的事,你也应该反对,并嘱咐她不要做坏事,当别人不知道,自己有机会做坏事的时候,也不要做,要尽可能照顾人,不要特殊照顾,三五年内不要当干部,踏踏实实劳动,同时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如帮人写算、读家信。”刘少奇风趣地说,你要咬紧牙关过好劳动这一关,过几年再到这里来时,你要有一双起了茧的手,黑黑的脸,像个农民的样子,再不要让人家说刘维护孔始终是一个读书人。临走时,刘少奇勉励刘维孔,回去好好干,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可以来信,要经常给人反映农村情况。

  1957年冬,刘维孔回到了宁乡花明楼家乡,投入了火热的农业劳动,一直努力地按叔祖父刘少奇的吩咐去做。大跃进时期,刘维孔担任了青年突击队队长,不分昼夜地苦干。手起泡,肩头磨破了皮,刘维孔咬紧牙关过。这段时期,刘维孔多次给叔祖父刘少奇写信,谈谈自己的,也谈谈农村。1958年5月,刘少奇给刘维孔写了一封信:鼓励刘维孔坚持在农村锻炼,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与他们建立深厚的感情,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不要沾染农村一些旧的习惯和不良作风。同年11月,刘维孔光荣出席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发子大会。开会期间,刘维孔去看望刘少奇一家。刘少奇谆谆告诫说:“你能出席这个会,这是组织对你的鼓励,你只劳动了一年,并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来,不要飘飘然。开会不是为了出风头。”

  1959年,组织上准备送刘维孔上大学,征求她的意见。刘维孔心里特别想读大学,而且准备读工科,就写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刘少奇。后来王光美回信给刘维孔说:如果执意要上大学,就上农学院。1959年9月,刘维孔由组织上保送进了湖南农学院。1962年暑假期间,刘维孔又一次上北京去见叔祖父刘少奇。刘少奇见面就问,硬要上大学,大学的味道怎么样呢?刘维孔说:“人不到黄河心不死,当了几年大学生,心里还是感到空虚,学到的知识还是不多。”刘少奇哈哈大笑,又问刘维孔,毕了业怎么办?刘维孔说服从分配。刘少奇说,在服从分配的原则下总有自己的想法吧?刘维孔说:“还没有考虑,您的意见呢?”刘少奇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意见还是下基层去锻炼。接着他解释说:“你们出路有三个方面,搞科研,当老师,下基层。前两个需要的人少,愿意去的人多,下基层需要的人多,愿意去的人少。科研机关、学校,近期内不人有很大的变化,最多加几个专业,多几栋房子设备,大量的工作还是在农村,在基层,要搞田园化、机械化,等等。而且你锻炼也不够,还需要锻炼,还是下基层吧”。农学院毕业时,刘维孔遵照刘少奇的嘱咐,在志愿书上填写了“下基层”三个字,此后在农村基层当了十年农业技术员。

  

 

    作者:孙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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