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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法制·创新·统筹—刘少奇的执政理念
作者:罗    雄
 发布时间:2015-09-29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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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从新中国成立起就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其后担任了一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两届国家主席。在身居党和国家要职期间,刘少奇始终以科学、法制、创新、统筹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在促进国家发展、加强社会管理、实现人民富强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

  建国之后,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作为对于新中国经济恢复与发展具有卓越贡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深具科学的理论思维和开阔的经济视野,不但科学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还在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试办托拉斯、下放企业自主权的经济举措。

  1、科学论述五种经济成分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年的9月8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着手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绘制蓝图。9月13日,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合作社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

  刘少奇在会议上提出:“整个国民经济,其中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办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刘少奇的这篇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所作的比较系统的理论思考。毛泽东十分重视刘少奇的这篇讲话。他在作会议结论时说:“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他还委托刘少奇继续考虑经济成分的分析,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用。

  九月政治局会议后,刘少奇继续深入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个大问题。当时,在东北局工作的张闻天也在探索这一问题。9月15日,张闻天为东北局起草《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并在9月30日报送到中央。刘少奇对此很重视,对提纲进行了认真修改,增写了许多内容,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特点,民主革命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和合作社的各种形式都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有了系统完整的设想。

  1949年6月,刘少奇撰写了《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一文。文中提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绝对的优势,但国营经济居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要使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国家争取用10到15年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过渡到社会主义。

  刘少奇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论述,建立在长期的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了构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中成分,并指明了发展新中国经济所应该坚持的方向,对新中国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试办“托拉斯”

  试办托拉斯是我国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为改善国家工业管理体制而进行的一项重要试验。这项试验是在刘少奇的积极倡导下开展起来的,他率先提出了试办托拉斯的建议,并就试办托拉斯的意义、方针以及具体实施等方面给予精心指导。托拉斯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阶段的产物,它是许多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或与产品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的大企业集团。

  早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就曾设想组织托拉斯“经营国家的工厂和矿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全面照搬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出现“多条分割”、“自成体系”的状况。为此,刘少奇提出组织托拉斯、改革生产管理体制等设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因此从1960年9月开始,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了卓有成效的全面调整政策,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由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在国民经济出现转机的基础上,从1963年起又继续进行了三年的调整。在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发展中,中央着手进行了某些领域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试办托拉斯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试办托拉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实施,源于中央领导人对建国以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弊病的深刻反思,并在经历了两次改革体制的失败之后总结经验教训,继而在获取了新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即“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思想,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试图采用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托拉斯来解决工业、交通领域存在的问题。同时,在这一时期试办托拉斯也是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决定的。托拉斯得以试办离不开刘少奇多年来对托拉斯能否在我国试行进行的积极探索和大力倡导,并在中央达成了共识,为试办托拉斯提供了政策支持。

  由于刘少奇长期以来对托拉斯应用于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的积极探索,并在党内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资本主义国家优秀的工业组织形式—托拉斯才得以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并得到发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在工业、交通领域试办托拉斯,是对建国后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工业经济管理体制作进一步的改进,但是却经历了两次改制的失败。在六十年代工业经济规模增大、工业门类增多,专业化和协作化趋势出现的新形势下,经由刘少奇多年以来在试办托拉斯问题上的积极倡导,试办托拉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实施。

  1960年4月刘少奇视察河南洛阳轴承厂时,提出要组织托拉斯。1960年5月,刘少奇视察上海电机厂时,提出要注意改革劳动组织和管理制度,组织托拉斯来管理经济。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总结国际社会及我国工业管理的经验教训,提出我们国家要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用联合公司或托拉斯这种组织来代替行政组织管理经济。1963年,刘少奇在关于企业改革的讲话中指出:“组织专业公司,减少行政干预”,“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不行”。

  党中央同意刘少奇试办托拉斯的建议,于1963年批准成立中国烟草公司。1964年8月,刘少奇代表中央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意见的报告》。刘少奇组织托拉斯企业集团的设想,从实质上说,就是建立现代工业组织形式。1965年6月1日,刘少奇在听取国家经委党组召开的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的汇报后,强调要勇于实践,创造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1963年起我国试办了23家托拉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试办托拉斯的工作受到干扰。1966年下半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试办托拉斯的工作被迫中断。

  试办托拉斯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由于采用了比较正确的思路即在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对工业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初步改善了企业管理混乱、效能不高的局面,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科学技术水平,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激发了企业的生机与活力,巩固了国营企业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3、给企业自主权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经济模式大体照搬苏联模式。这一模式在恢复新中国的经济方面发挥了较为突出的作用,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逐步走上正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逐渐显现出弊端,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管得过死方面。刘少奇作为主管日常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较早注意到这一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要给予企业自主权的观点。

  他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敏锐地指出:“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上级国家机关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他提出:“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

  1957年4月17日,刘少奇就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自由市场问题》中提出:“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

  1957年,刘少奇在河北省清苑县与农民座谈(照)时又指出: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

  如何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呢?刘少奇在郑州国棉三厂同工人交谈时说: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是个体制问题。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包揽企业事务。管得过多、过死的问题刘少奇提出了政企分开的思想,1961年8月,他在东北、内蒙林区调查时,针对一些地方政企不分的现象,尖锐地指出二“一个林业局把人民公社、政府,企业都合在一起,管采伐又管更新,管生活又管政法商业、学校,管得了吗?”要求把“人民公社、政府和企业分开”。实行政企分开,使企业拥有自治权利的核心是让企业拥有独立进行经济核算的权利。1961年,他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草案初稿)》时,特意在文件上加写了一段话:“每个国营企业都有按照国家规定独立进行经济核算的权力”。按照他的思想,企业应该是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求发展的独立的经济实体。

  刘少奇提出的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的思想,实际上涉及到我国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他的这些思想已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实践所充分证实。

  二、用法制精神治理国家

  加强民主是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刘少奇孜孜不倦的政治追求。他主持制订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他也是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在新中国的法制建设道路上呕心沥血,推动了中国法律体系的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完善。

  1、主持制订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使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代行宪法。

  1952年刘少奇访苏期间,受毛泽东委托,致信斯大林,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新宪法的最初设想并征求其意见。斯大林建议:为了驳斥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攻击和便于中国更好地开展建设事业,中国可以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刘少奇将斯大林的建议电告毛泽东,中共中央遂作出立即制定宪法的重要决定。

  1953年,中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等32人为委员。在整个宪法起草期间,刘少奇多次主持或出席会议对宪法草案进行讨论。1954年3月23日,刘少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接着,刘少奇连续主持召开5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对宪法草案初稿逐章逐节地进行讨论。6月11日,刘少奇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和关于宪法起草工作经过的报告。[2]P324同时,刘少奇还亲自对宪法草案进行修改。如他对宪法草案初稿、三读稿、四读稿等,就宪法草案的二十多条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3]P122-127新近披露的史料表明,刘少奇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过3次修改。这3次修改共加写和改写44处,涉及条文22条。这44处修改全部被采纳,无一例外地保留到宪法草案被最后正式通过,这22条直到最后也一字未改。因此,完全可以说这些修改是重要的修改,是刘少奇对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所做的重要贡献。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向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9月20日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是一部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成功宪法。它所确立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人民民主原则,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原则,“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法治原则等,奠定了法治之路的基石。此后,我国宪法虽几经修改,但仍然是建立在1954年宪法基础上的,是对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

  在这部宪法的制定过程中,作为毛泽东主要助手的刘少奇,从宪法草案的提出、讨论、修订直至公布,倾注了不少心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2、倡导政法机关独立办案

  公检法等政法部门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对树立法律法规的权威性,贯彻法律法规的实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刘少奇向来重视政法系统的工作。

  刘少奇主张树立人民法院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提出了政法系统要独立,执法机关要相互制衡的法治思想。在修改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处理干部离婚纠纷问题的报告时,他写到:“所有离婚案件,包括党员干部的离婚案件,一律由法院处理”,“党委对法院有关党员干部离婚案件的正确地判决,应给以支持,并责令其严格履行法院的判决”。刘少奇曾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公检法三各机关都“必须贯彻执行法律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1962年4月28日,刘少奇在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等汇报公安政法工作时更是明确指出:“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党委什么都干涉不好。以后下面公检法向上级写报告要直接报,不要经党委批准,经过党委批准是错误的。”5月23日,他在同中共中央政法小组谈话时再次表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案子”,“检查院应该同一切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不管任何机关任何人”。同时作为权力机关中的执法机关,刘少奇又主张它们在行使权力时互相制衡。他将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唱对台戏”,指出:“要有对立面,唱对台戏”。这样,刘少奇就有了执法机关既各自独立工作又互相监督制约的思想,从而推动了法律机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3、把法庭办到基层去

  为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刘少奇主张建立起农村派出所和基层法庭。1961年5月11日,刘少奇就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信汇报。刘少奇在信中就农村社员的住房问题,退赔问题,巩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问题,在一部分乡村中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问题,机关干部、军官和职工在乡家属问题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1961年7月15日,刘少奇仔细审阅了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庭工作,处理治安案件的情况报告》(该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长沙县人民法院根据前一时期政法体制有所变动,司法干部精简较多,许多案件得不到及时审结而积压的情况,加强了人民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及时审结了一批社会治案件,促进了社会治安好转的情况。并结合前一时期深入农村进行典型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在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目前,大量的社会治安间题,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是不能放任不管的,而党委和政府又只能依靠政法机构去管,政法机构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去管这类问题,这是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解决的。长沙县人民法院一个多月的经验,就一可以看出解决这个问题的端倪了,所以,值得重视。少奇同志的批示中,强调各级党委,人民政府要重视和加强社会治安工作,与现在党中央提出的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协调各方力量,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以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良好环境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少奇同志对加强人民法庭工作建设的指示,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各地人民法庭的建设工作。

  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各地组建人民法庭工作的经验基础上,制定了《人民法庭工作试行办法》(草案),印发各地试行。试行办法规定:人民法庭可配备两名审判员、一名书记,由院长指定审判员中一人担任庭长。人民法庭的职权是:审理一般的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法制宣传,处理人民来信、接待来访。人民法庭应当从便利人民群众出发,采取驻庭办案和巡回就地审判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试行办法》的颁布与试行,使全国各地人民法庭工作走上了制度化,正规化的轨道,使人民法庭在便利群众,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用创新思维加强社会管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刘少奇在建设新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善于运用创新思维加强社会管理,把实现好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

  1、两种分配制度与两种劳动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制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在所有制问题上,我国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制度,那么必须要有相应的分配制度与之适应。

  对此,刘少奇提出:对两种所有制内部的劳动者,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主要就表现在分配问题上。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如果分配不公平合理,就是不适合,就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公平合理地分配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他认为,有些东西产量少,不能大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因此需要一部分实行配给制。

  他曾说:在基本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基本上确立以后,就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注意解决分配当中的问题,不能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可以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高兴兴,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如果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严重错误,搞得一部分人不高兴或党内的团结不那么好,情绪不那么高,那就损害了经济基础。实行按劳分配与部分配给制相结合,是刘少奇基于当时实际得出的结论,是他高度重视分配制度的体现。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付酬是最基本的分配方式,那么劳动在分配制度中所起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刘少奇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并大力倡导两种劳动制度的设想。

  所谓两种劳动制度,就是采用固定用工与合同用工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国家、企业包揽工人一切的制度设计。他不但主张实行固定工和临时工、合同工并存,还主张在一个时期内,要逐步用合同工制度代替固定工制度。

  据当时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回忆,刘少奇最先向劳动部提出应该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一种是固定的,一种是合同制度,并要求劳动部派人考察了苏联的劳动制度。考察回来,由劳动部写了考察报告,认为,苏联的劳动制度比较活,不用你的话,一个月前就提前通知你,一个月后你要离开工厂,工厂不需要你了,你另外找工作。工人本人不愿意干,也要提前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告诉工厂,说我要走,另外找人。工人可以根据他的需要,变动工作也可以提出来。 后来劳动部就开会,讨论实行合同制的问题,并专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中央批准后就实行了,时间大概是1958年下半年。刘少奇关于改革劳动制度的主张,也得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赞同,所以开展得比较顺利。当时的一件事情说明了刘少奇的这一主张非常正确且极具远见。

  1958年“大跃进”,一下招了两千几百万人。开始精简一千万是非常顺利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订的合同,工人无话可说,困难不大,当然也有一定的困难。第二个一千万困难大,很多都是固定工,所以精简不下来。

  2、两种教育制度与两种就业制度

  刘少奇认为,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教育制度还是老一套,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教育制度。他就此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的设想,一种是老的制度,同时应该推行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即半工半读的形式,这样学校不仅是学校,还是工厂;学生不但是学生还是工人。从高中以上包括大学,都可以这样做。这样的一种改革,使得学生既学习到书本的知识,又学到实际的操作本领,将来学出来之后,他既有文化知识,同时有实际的经验,可以是有用的人才。不然的话,他只学到书本的知识,实际的工作经验没有。这样就可以形成两种就业制度:一种是全职就业,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半职业化就业。可见。半工半读不但是一种教育制度,同时是一种就业制度。

  1957年11月 8日,刘少奇建议试办半工半读学校。1958年5月27日,天津市创办了第一所厂办半工半读学校。同年5月30日,刘少奇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即一种是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全日制的工厂、机关工作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工厂劳动制度。此后,1964年 5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进一步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与两种就业制度的建议。

  在刘少奇的倡议下,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很高。有些省市为了加强对半工(农)半读教育的领导,相继成立了第二教育厅(局)。1965年,教育部先后召开了半农半读和半工半读教育会议,总结经验,制定规划。原高等教育部也召开了半工半读高等教育会议。半工(农)半读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据教育部统计,1958年半工半读在校学生200万人,到1965年,已达443.3万人,增长了一倍多。 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就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理论与实践联系不足和工人缺乏文化知识的弊端。

  3、两种经营制度与两种住房制度

  农村经营体制对于农民生计问题意义重大。建国后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经营分配体制也逐步走向“一大二公”,越来越单一。刘少奇曾提出农村采取两种经营体制的设想,即在原有的单一国家经营集体经营体制下,放开对个体经营的管制,采取三自一包的经营制度。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三年。这一时期,由于“大跃进”的狂热,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全国各个领域经济不断下滑,生产下降,农业减产。全国各地饥荒遍野。1960年至1962年中央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时,围绕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存条件而作出了不断的努力,包括开展调查研究等。刘少奇在对农村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策,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自由租地、自由贷款、自由雇工、自由贸易”。

  1961年3月15日,刘少奇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指出:搞家庭副业、自留地,这是经济民主。3月21日,他表示,要领导自由市场,光靠行政办法不行,要采取经济竞争的办法。

  但三自一包政策的推动并不顺利,毛泽东对此就不认同,他这种做法破坏集体经济,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当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实施,部分地区就某一方面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实验,但未贯彻始终。但这一政策对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种住房制度是指工人的住房除了由工厂负担住房外,实施民办公助自建住房的制度。1957年3月,刘少奇在湖南株洲331厂视察时,针对当时住房问题上存在的弊端,提出要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打破国家包揽的局面,并要求该厂先试验。

  刘少奇是最早探索住房制度改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1957年3月,刘少奇在湖南株洲331厂视察时,针对当时住房问题上存在的弊端,提出要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打破国家全部包揽的局面,并要求该厂先行试验后全国推广。

  1957年3月25日,刘少奇到达株洲,先后在331厂、市委机关大院、601厂、株洲麻纺厂等单位考察指导工作。

  刘少奇在参观了331厂的车间之后,亲自到职工生活区,察看职工宿舍和食堂,并先后听取了工厂、湖南省委、株洲市委的汇报。

  刘少奇听取工厂汇报后,对工厂职工“自建公助”住房很感兴趣,认为这是解决职工住房困难的好办法,表示给予支持。

  所谓“自建公助”,就是由职工在厂区及周边自主建房,厂里给予一定补助。当时工厂员工单身占多数,都是住集体宿舍。随着年龄增长结婚生子,住房问题成了工厂的突出矛盾。有些职工节衣缩食积蓄资金,在厂区和周边选择闲置土地,因陋就简地自建住房,工厂通过对建房职工给予适当补助,并且形成了一个“自建公助”住房的实施办法。

  刘少奇指出: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国家对于职工住房问题,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今后,集体宿舍还是应该由工厂解决,家属宿舍工厂不能再盖了。“凡是青年工人要结婚的,都要他们参加房屋合作社,自己盖房子。我看青年工人能办到。”“自己盖房子,就会节省多了,不仅土坯房子可以住,就是杉皮房子也可以住。工人自己盖的房子,一辈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属于自己所有,将来如果调动的话,还可以出卖、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刘少奇要求331厂“先行试验一下,这是方针性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求得解决”。

  331厂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进一步探索了职工住房制度改革,并将其经验材料送到了北京。刘少奇审阅后,即批送《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刊出。当然,由于极左路线影响,导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入困境,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自建公助住房成为泡影。刘少奇当年的“民办公助”住房改革思想对今天仍有很大启示。

  四、用统筹兼顾改善民生

  刘少奇具有极其开阔的宏观视野,能统筹兼顾各方,调动各方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和发展民生。1949年4月11日,刘少奇在天津调研期间,写下了一份《天津工作问题》的提纲。“提纲”中写到:“为在党的总路线之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一下各方面的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这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全面关系,都必须很好地照顾到,否则就会犯严重错误。”这就是后来党内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的最早书面文字。刘少奇“四面八方、统筹兼顾”改善民生的思想在天津讲话中有集中的体现。

  1、公私关系

  刘少奇在建国前夕,深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意义,因此强调了公私关系的重要性。1949年4月24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上讲话指出:“什么是照顾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中的公、私有两种含义,一是工人对厂主、雇主,一是个人利益对国家人民利益、党的利益。”怎样贯彻公私兼顾的整车呢?刘少奇认为:公私兼顾的精神要贯彻到各方面,原料分配、成品推销……均须公私兼顾。贸易公司可以直接向私营厂订货,以刺激生产。有些私营厂产品,推销不出,我们要代其推销。市场不能独占,我们要分一部分给他们,从原料到市场,都要进行适当地分配。不这样做不行,公私关系是分不开的。

  在同工商业者谈话时,刘少奇仍然强调这一点。他指出:“我主张辞去这样的方针,就是: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这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2、劳资关系

  天津解放后,工人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但同时工人阶级也有左倾的倾向,对恢复发展生产不利。如要求加的工资过高、强迫资本家雇工人、把临时工改为长期工、不遵守厂规、破坏劳动纪律等。刘少奇认为这样一些现象是工人的“自杀政策”,应该尽快纠正。工人阶级不但要实现内部团结,也要积极团结和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反对资本家、将其视之为敌人是违背工人阶级利益的。资本家发展了,可以帮助建设新中国、可以开工厂、开矿山、制造日用品,对于工人是有利的。当然,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矛盾。但当前应该重点是联合而不是斗争。如果把资产阶级消灭,就会导致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没有好处。刘少奇劝诫工人们放弃“杀鸡取卵”式的斗争,而要求工人阶级要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同时进行恰当的斗争。这其中的厉害关系,刘少奇最形象的比喻就是“吃稀饭固然没有吃干饭好,但吃稀饭总比没饭吃好。”

  3、城乡关系

  在城乡关系上,刘少奇指出必须切实地、迅速地沟通城乡关系。要畅通城乡关系,必须改变过去城乡队里的局面,从而实现城乡物资周转灵活。在这个方面,一是要与商人合作,可以成立乡间贸易公司,组织城乡物资的交换贸易;二是要改变税收制度,现在的税在每个环节都要抽,太多,不利于货畅其流、发展生产;三是可以组织交易市场,组织农民物资交易所,但同时要加强领导。

  刘少奇认为,现在工业品太贵,农业品太贱。这对农民不利,应该互相照顾,互相合作,所以也要有所限制。他初步论述了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他说:“为了要恢复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必须首先恢复农业如棉花,这是计划的出发点。要从工业生产的着眼上来计划农业生产,重视重工业和轻工业。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农业与轻工业是我们的重点。”他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指出,历史上的国家要从轻工业积累资本之后才能建设重工业。他认为当时存在的危险就是只顾军工,不顾民工的危险。他说:“如果不恩能够联系人民,发展经济,即使供给有保证,也不能取得胜利。”

  他认为,城乡干部应该好好讨论一下城乡关系问题。搞好城乡畅通,对城市对乡村都有利,对于对外贸易也是有利的。比如,海外贸易来船后,不应使其空船回去,可以把猪鬃、皮毛、骨头等产品出口,这样对人民利益很大,对农村发展副业利益很大。归结到一点就是刘少奇所说的:发展经济是一切斗争的终极目的。

  4、内外关系

  刘少奇极为重视内外交流这一方面。他指出,对内对外贸易对于国计民生影响很大,甚至会起决定影响,因此,切实组织好对外贸易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一。要做好对外贸易工作,他认为首先要组织好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要争取出口。“应出口的尽可能出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加以管制,但不能统制太严,统制过严会妨碍正当的进出口贸易。其次是税收的问题。海关的税收税率应配合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不应妨碍其发展。三是可以组织对外贸易委员会。因为资本家在这方面比较熟悉,所以应该吸收资本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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