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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军事思想特色
作者:罗    雄
 发布时间:2015-09-29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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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刘少奇同志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而且是一位文韬武略、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军事家。

  评价一位军事家必须达成三点共识:一、是否担任过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二、是否具有重要的军事业绩,即是否成功地指挥过战役层次以上的战争,或对军队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三、是否有重要军事论著,或者重要的军事思想。综上所述,刘少奇一位不折不扣的军事家。

  刘少奇先后担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党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军筹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兼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新四军分会书记兼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等;他撰写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等论著,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前途、条件和各种政策,成为党内第一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系统论著,早于《论持久战》;他指挥过半塔集、郭村、黄桥战役和抢占东北战役,成为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可见他并非纸上谈兵之辈,而是真真实实的军事家,只是由于后来他作为政治家的声名把他的军事家头衔掩盖了。刘少奇作为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具有鲜明个性和显著特色,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认真学习。

  一、深谋远虑的超凡判断力

  刘少奇善于理性思考,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合乎实际的准确判断,尤其是在军事指挥实践中,具有深谋远虑的超凡判断力。

  1、遵义会议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刘少奇坚信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能力,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这一点让毛泽东铭记于心。

  1934年10月10日,刘少奇奉命离开福建,回到中央苏区据地江西瑞金,与中央主力红军一起开始长征。长征前,刘少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党内有名的工运领袖。长征时他被编入部队负责政治工作。1934年10月 22日,当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在赣南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时,刘少奇接到周恩来、博古的电令:“刘少奇参加中央红军第八军团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于是在行军途中前去上任。

  红军越过湘江后,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在战斗中减员很大的红八军团番号,将剩余人员编入红五军团。于是刘少奇转任红五军团党中央代表。那段日子是红军处境极为艰难的时期,刘少奇目睹了脱离中国实际、盲目推行‘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几乎把中国革命引向绝境,非常痛心与焦急,这也为他随后在遵义会议上的抉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5年1月中旬,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周恩来用电报通知随红五军团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和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来遵义城。”l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揭露和批评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各种弊病以及所带来的恶果。

  1935年2月上旬,刘少奇被调往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8月下旬,刘少奇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及右路军踏上了征服草地的艰难征程。他们在荒无人烟的沼泽泥潭中整整搏斗了八天八夜,终于摆脱了茫茫草地的死亡威胁,到达了巴西(今属四川若尔盖)。10月19日,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自始至终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全部行程。

  1980年初,遵义会议纪念馆开馆时,刘少奇还没有彻底平反,但馆方“冒险”将刘少奇的照片和毛泽东、周恩来等7位参加遵义会议的领导人照片挂在一起。正如邓小平所说:“1935年1月,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2、竹沟惨案提前布署反击大大减少了人员伤亡

  1938年10月,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从“容共”走向“限共、反共”,准备对日妥协,在武汉陷入危机、华中战场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决定撤消长江局,在竹沟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任命刘少奇(化名胡服)任中原局书记,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原局委员,所有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个地区的工作归口中原局指挥。

  “越过千重水,踏破万重山;胡服同志到竹沟,妙计定中原。”刘少奇是1938年11月23日,从延安出发途经西安、渑池、南阳、泌阳于1939年1月28日到达竹沟。他的光辉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起草于渑池、形成于竹沟、定稿于延安的。刘少奇在竹沟还亲自指导创办了中原局印刷厂,翻印了大量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和抗日文件发放到各根据地。

  刘少奇在竹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分重视,与国民党卫立煌、张珍等上层军官以及32军、51军、68军、77军等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在竹沟周围国民党地方政权中,和我党保持良好关系的有5个专员、18个县长。统战工作的开展,为我党武装力量在中原的发展壮大创造了和顺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中原局、河南省委在竹沟不到两年时间,通过创办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和党训班培养了大量的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先后派出了14支党和军队基层干部队伍共计4800余人充实各根据地,以这些为骨干力量为基础,组成了新四军二师一部和四师、五师;其中部分骨干力量补充到了新四军的三师和七师,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伟大胜利,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干部支撑。

  中原局在竹沟期间,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当刘少奇看到这种生机勃勃的景象时,高兴地说:“延安有党的领导,竹沟也有党的领导;延安有窑洞,河南也有窑洞;延安有抗大,竹沟有党训班;延安有延河,竹沟有大沙河”。把竹沟形容为“中原红都”和“小延安”的美名传遍全国。

  由于竹沟在“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中的重大作用,激起了日伪势力的极端仇恨,在平江惨案发生后,又在酝酿血洗竹沟的阴谋。蒋介石、汤恩伯任命河南确山县籍少将参议耿明轩为进攻竹沟的总指挥,于1939年11月11日,从竹沟的东寨门进攻竹沟,惨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民200余人,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竹沟惨案”。

  正是由于刘少奇深邃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对局势的发展了然于胸,提前部署反击而幸免于难,先后分三批将中原局主力撤离竹沟,极大地减少了人员伤亡。

  刘少奇到达竹沟后,就对中原局的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他指出:党要在两年中,以竹沟为战略支点,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活动,向皖苏地区组织运送党的部队。特别是在湖南平江惨案发生后,刘少奇认为:“目前蒋介石特务和河南地方当局正在策划进攻竹沟的阴谋。为了加强敌后工作,应当逐步撤退。”因此决定:在渑池撤销豫西区特委,将原来竹沟地区和豫西党的组织合并于河南省委,由刘子久任书记;撤销鄂中区党委,将鄂中区党委所辖地区连同鄂豫皖省委的鄂东地委均并入鄂豫边区党委,由朱理治代表中原局领导豫鄂边区党委工作,陈少敏任副书记。河南省委仍设于竹沟八团留守处,中原局在竹沟毛家棚的秘密印刷厂交由河南省委代管。

  布置完鄂豫边工作后,刘少奇于10月中旬与徐海东等一批干部从竹沟出发东征。临行前,刘少奇一再叮咛,要留守处提高警惕,一旦有事,要注意东门的守备。在刘少奇的严加督促下,各机关、部队先后在十月中下旬有计划地分批撤离竹沟。

  11月11日拂晓,黑云压城、山雨欲来,国民党和河南地方当局策划已久的武装进攻竹沟的阴谋开始了。进攻竹沟的部队总兵力约计两千人,由31集团军少将参谋耿明轩统领。他们选择我军分批开往敌后,竹沟留守处兵力大为减少之际,发动围歼。

  竹沟经历两天两夜的防御战和阻击战后,最终击败多数敌军的围攻,保卫了中原局留守处及省委、地委机关安全突围。

  由于刘少奇同志及时把中原局、鄂豫边区党委等上两千多人的机关、学校、部队人员转移到敌后;同时河南省委由于刘少奇同志的再三叮嘱,对敌军的进攻基本保持了警惕。这些举措不仅避免了在与顽敌作战中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加强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赢得了我党在鄂豫边区生存、发展的空间。 1939年12月,刘少奇正式率中原局机关转战皖东。

  3、皖南事变前后及时向中央提出应对危机的建议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938年底,他南下担任中原局书记,组织和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与陈毅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迅速改变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发展壮大了华中地区的革命力量。”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通过谈判,将活动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设在湖北汉口,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938年1月6日军部移驻江西南昌,全军共10329人,下辖4个支队。

  1939年12月19日,时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向中央及项英发了一份电报,对整个华中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提出了系统建议。他在电报中指出:目前,整个华中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有三处,即一是豫皖边区李先念部活动区;二是豫东彭雪枫部活动区;三是最大有发展希望的苏北地区,应集中大力发展。刘少奇的意见完全符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但是这一主张却遭到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反对。12月27日,党中央分别致电刘少奇、项英,肯定了刘少奇的意见,并提出从江南派部队和干部到淮南地区;同时要求江南新四军从思想上、组织上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变。1940年元月初,项英致电中央军委仍坚持己见,固害皖南。同时又致电刘少奇,提出“皖南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江南不可。一切工作须按全国情形来布置,不能限一方面,也不能各自打算,你的指示确难遵行。”由于项英不肯接受中央的指示和刘少奇的正确意见,党中央于1940年1月19日向东南局和中原局发电重申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电报指出,除非出现全国剿共的局面,新四军才能向南发展。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武装磨擦由华北移向华中。为了应对这种形势,刘少奇向中央建议,以苏北盐城为东进的联络点,从华北八路军调一个纵队越过陇海路南下与皖东北新四军汇合东进;苏南陈毅、粟裕部渡江北上,会师苏北。不久,党中央根据刘少奇提出的方案,作出了具体部署。中央决定皖南部队北移,正是为了实现发展苏北的既定战略方针。但项英对党中央的指示理解不够,领会不深,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皖南的特殊性,致使皖南新四军在战略上陷于险境,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华中地区反磨擦斗争的开展。

  与项英的错误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坚决反击反共势力的进攻。1940年3月,桂系李品仙部、苏北韩德勤部对院东地区实行东西夹击,妄图消灭江北新四军。为此,刘少奇组织部署新四军江北部队进行半塔集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华中首次反摩擦斗争重大胜利。在斗争中,刘少奇正确处理了统一战线与反磨擦的关系。他从坚持国共合作抗日大局出发,尽量避免磨擦;在磨擦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敢于进行反击;在反击中注意斗争策略,在取得一定胜利后,就主动去做团结工作,尽力维护统一战线局面,为华中地区反磨擦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由于项英坚持己见,致使在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押、项英本人也在转移途中被叛徒杀害,新四军军部只有2000余人突围。

  在皖南事变发生的日子里,刘少奇不顾日机轮番轰炸华中局驻地的危险,经常守候在“华指”译电室,催问电台联系延安与皖南的情况,度过了十多个不眠之夜。他按照党中央指示发电报给被围困之中的项英,要他想法突围到江北。但项英认为此次错误太大,中央不会饶他,不准备过江,打算重建一支部队立功赎罪。刘少奇立即电告项英:你不能离开党中央,如果离开党中央指挥,个人将一事无成。

  1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各地:“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但刘少奇经过冷静思考、权衡利弊,向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缓反攻的建议。他指出:“以在全国主要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这一建议为党中央采纳,对中共中央处理皖南事变作出正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1月17日,刘少奇再次致电党中央,提议在苏北成立新军部,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华中局书书记刘少奇兼任新四分会书记和政委。l月23日,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将领发表了就职通电。1月24日,新四军将领又发表了声讨亲日派通电。1月25日,在苏北盐城举行了隆重集会,刘少奇正式宣布新四军新军部成立,并号召全军将士时刻准备着,为粉碎反共顽固派的阴谋而斗争。1月26日,刘少奇和陈毅联名向党中央报告,提出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四个师。2月2日,党中央对请示报告作了答复,同意刘、陈提议,并指示,外加黄克诚、彭雪枫二部编入新四军建制,共为六个正规师部。不久,中央再一次致电刘、陈,决定“以皖南部队编成第七师。”新四军经过历时两个月的整编,全军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以更加激昂的状态投入华中敌后抗日斗争。

  新军部的重建,与刘少奇前期准备工作是分不开的。皖南事变发生前,在苏北已形成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华中我党我军的领导核心,正是这个领导核心为重建新四军军部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组织保障和群众基础,使党中央的决策迅速得到实施。

  二、运筹帷幄的战略进攻性

  1、华中实施“向东发展,向西防御”战略

  刘少奇于1939年10月率中原局转移皖东后,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很快摸清了华中地区敌、我、顽三角斗争的情况。为了统一思想认识,他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在充分听取各方不同意见的前提下,认真讨论华中发展方向、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等战略问题,作出了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和建立新四军大本营等一系列重要决策。

  在12月的中原局会议上,刘少奇明确提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不是向北,不是向西,更不是向南,而是要按照目前的形势、任务和地理位置向东发展。刘少奇认为,在整个华中敌后,有利于新四军大发展的地区是鄂豫边、豫东、苏北,而最有发展空间的是苏北。他指出,豫皖苏边和皖东地区都是面向日伪、背靠国民党顽固派。如果向西发展,将会同国民党第一、五战区发生冲突,受到强大敌对势力的牵制,且不易取得中间势力的同情。苏北地区地域辽阔,均为沦陷区,有驰骋回旋的广阔地盘,可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且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依靠人民壮大我军力量。虽然苏北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人数众多,但韩暗中勾结日伪,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共产党去领导他们开展抗日斗争。向东发展,在政治上、军事上、区位上对我们都非常有利。因此,华中最合理的战略任务应是“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号召新四军江北部队,坚决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东进战略意图。

  1939年12月19日,刘少奇果断向中共中央提出合理建议:“如果敌情及全国大局没有大的变化,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而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该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这个意见立即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此外他还致电中央,建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个纵队南下东进;命令江南新四军陈毅、粟裕部队渡江北上,共同完成向苏北发展的战略突击,协同打通华北与华中的联系。这个建议也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

  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三次中原局会议,对于明确新四军的战略突击方向、扫除东进敌后的思想障碍、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扭转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抗战中的不利局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端正了指导思想,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在中原局直接领导下,一批批党员干部纷纷下乡发动和组织群众,有力的加强了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迅速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卓有成效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新四军第4、第5支队就由原来的7000多人发展到1.5万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5000多人,为建立巩固的皖东抗日根据地和发展苏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向东发展,向西防御”战略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纵横捭阖的战略思维和明察秋毫的战略眼光。在刘少奇统一指挥下,到1940年7月2日,叶飞率部取得了郭村保卫战的胜利;10月初,陈毅、粟裕指挥新四军在黄桥歼灭韩德勤(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一万余人,取得黄桥决战的巨大胜利;10月10日,八路军黄克诚部第五纵队南下占领盐城,新四军陈毅部北上抵达东台,两军先头部队在白驹镇胜利会师。

  半塔、郭村、黄桥、盐城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八路军和新四军连成一片,开辟了华中最大的抗日根据地。至此,中共中央东进战略方针基本实现,南北对进共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

  2、延安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此时华中苏南、浙东、皖东、皖南、皖中等解放区和豫西、中原、湘粤边等解放区,已经处在国民党的重围之下,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元气大伤的部队有被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的危险。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解放区也面临国民党军的威胁。但东北地区和热河省则是国民党势力薄弱的地区,国民党军在短时期内也无法补充东北兵源。苏军在东北只占领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其余广大地区多被土匪、伪满军警所控制。我军为对日军反攻而进入东北的冀热辽军警和胶东军警的部队,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下,已经控制了若干地区并迅速扩张壮大武装力量。

  针对上述形势,9月17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指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该方针得到了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19日,在为党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的指示电中,刘少奇正式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确立后,刘少奇以极大的魄力,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迅速组织实施这一战略方针。一方面,部署“向北发展”,连续催调和接引各地部队迅速进入冀东、热河和东北。另一方面,落实“向南防御”措施,急命新四军主力北移皖东、苏北、山东,在南方收缩战线。与此同时,为了阻止和延缓国民党军队北进,掩护我军向北发展,刘少奇协助毛泽东指挥了上党、平绥、邯郸、津浦路等战役,歼灭10余万国民党军队,粉碎了蒋介石夺取华北战略要地、打开陆路进入东北通道的企图,阻滞了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解放区的推进,为我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展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他缜密部署和严厉督促下,至12月,我党11万部队和2万余名干部陆续抵达东北,中共中央控制东北的战略部署基本实现。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实施,使我军取得了占领东北的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收缩了阵线,粉碎了国民党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获得了打破敌人包围局面的战略支撑点,改变了国共双方的战略格局,赢得了战略主动权。解放战争的历史证明,这一战略部署是一项正确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它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特殊情况下,刘少奇在这一决策中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

  刘少奇善于洞穿眼前纷繁复杂的现象、看清战争局势发展的态势、准确把握战略发展方向的能力让后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刘少奇在担任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书记和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期间,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重大的军事战略转变,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适时作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

  3、盐城实施既反扫荡又反摩擦战略

  皖南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越来越感到,活跃在华中敌后的新四军的威胁非常严重,视新四军为眼中钉,因此,加大了对苏皖地区大“扫荡”频率。当时出现了凡是新四军活跃的地方日军就多的现象。

  1940年5月6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他全面分析了华中地区的敌、友、我三方形势,提出了“发展易,巩固难,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巩固工作”的指导思想。5月下旬,日军向苏北、苏中、皖东一带增兵,“扫荡”的重点目标直指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所在地盐城,兵临城下,局势严峻。

  刘少奇同陈毅等多次召开军部负责人和部队指战员会议,研究部署反“扫荡”。他们估计:蒋日协商正在积极进行,为了拉蒋,日军将进攻方向转移到新四军身上。这次“扫荡”,一面有拉蒋的政治作用,一面是乘夏收时节阻止粮食归仓,破坏新四军后勤保障。反“扫荡”斗争正是对根据地建设工作一次大考验。刘少奇认为,应该把反“扫荡”作为目前全党的中心任务,应该动员华中地区党政军民全力以赴,团结群众积极参与,只有使各工作系统从上至下、党内党外,直到农村都有准备,才能在日军进攻时不致遭受损失。经过这样一次反“扫荡”深入动员和广泛参与,必然使华中地区抗日成果进一步巩固,使华中军民从此可以应对更大的事变发生。

  这时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自卫队三相结合的武装体制。根据以往反“扫荡” 经验,刘少奇、陈毅提出以下战术原则:主力部队分散,避免正面决战,同时,选择敌之间隙,予敌以致命的打击;地方部队采取小部队动作,以连、排为单位分散作战,其原则是就地游击,就地纠缠,予敌以袭扰,使其行止住宿均感痛苦,缩小甚至阻止敌之烧杀,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地方部队不强的地方,主力应派出一部分力量配合地方部队,地方部队尽可能调动人民自卫武装共同参战,发挥游击小组和便衣队夜间“捉鬼子”、捉敌探的伟大效能,使“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与人民武装三者互相依靠,互相配合”。最初,刘少奇和华中局对敌情估计不足,曾下达保卫盐城的命令,认为盐城是华中政治、军事中心,保卫盐城,不让盐城落于敌手,对于坚持华中抗日根据地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此,在部署上由各旅分兵把口,平均使用兵力。6月中旬,刘少奇和陈毅对敌情详细了解后及时作了纠正,“决定将盐城部队疏散各村,军部拟于最近转移湖垛东北、上冈以西地区,分别撤到盐城之外的农村,进行游击战争。”

  新四军各部按照这一部署,一面抵抗,一面转移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争取主动,以待时机出击。22日,日军占领盐城;28日,占领阜宁;29日,进袭东沟、益林。

  此时,刘少奇和陈毅下令各部以积极游击动作打击敌人,逼其撤退,阻止敌人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要求“各部队作战应采用河道伏击战及村落夜袭战。河道伏击应以连为单位,广泛布置层层阻拦,以击沉敌人汽艇为主。村落夜袭以扰敌人,捕捉敌人步哨阻止并歼灭敌人薄弱据点为主”。

  新四军第一师在苏中地区积极行动,配合作战,威胁敌人侧面,接连攻入黄桥、古溪、姜堰等重要据点,使日军得之于北、失之于南、顾此失彼,陷于被动地位,日军不得不抽兵南撤。新四军第三师各旅又在盐阜一带乘机反攻,相继收复阜宁、东沟、益林等地,并不断袭击盐城、湖垛。8月20日,日军被迫停止对苏北的“扫荡”。

  在这次反“扫荡”战役中,新四军总计参战135次,致日伪军伤亡1932人,击沉敌汽艇13艘,缴获大炮1门,轻重机枪15架,步枪1123支,并破坏公路345里。新四军伤亡100余人。

  刘少奇奉命离开苏北返回延安后,于1943年3月19日就对敌斗争问题给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负责人陈毅发电:“……我经过华北时,看到华北对敌斗争有很多好的经验,特简略电告……敌人较大的‘扫荡’战役,总是分若干路向中心区合击,然后反复‘扫荡’,再向据点撤回。我们对付的办法是,当敌人合击与反复‘扫荡’时,主力应切实避免同敌人作战,不要去企图阻止或打击敌人之一路,而应分散向四周边区及敌占区行动,主动打击敌人空虚据点及交通,或择地隐蔽,只留小部队在中心区游击、周旋,待敌撤退时,主力再转回中心区……”。刘少奇这一电报,以亲身感受和理性思考,认真总结并吸取了反“扫荡”斗争经验教训,为盐阜地区反“扫荡”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纵横捭阖的统筹用兵法

  1、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三个师开往华北前线。此时华北地区在北方局书记刘少奇领导下,党的基层组织已经普遍重建和恢复,党员队伍不断增加,抗日武装力量逐步发展壮大。八路军和地方武装两支队伍、两股力量汇合起来,迅速打开了华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到1938年10月,八路军由原来的4.4万人增加到15.6万人,在中共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山西新军到1939年夏有50个团7万余人。刘少奇为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艰辛的努力。

  由于国民党片面抗战,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刘少奇更加注重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以大刀阔斧的方式,开展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敌后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就是刘少奇力排众议于1937年11月16日支持聂荣臻建立的。聂荣臻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于1938年1月11日,正式成立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建立,成为华北抗战的坚强支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成为领导华北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1938年2月5日,刘少奇发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重申1937年10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所提到的一般原则是对的,只在几个具体问题上根据最近的经验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这篇文章提出了更加适合的政策规定,对巩固发展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用了很大力量具体指导在河北平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河北平原按照地形和交通线的分布,形成冀中和冀南两个地区。为了加快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刘少奇着重加强晋冀豫边区党的建设。不久,中共冀鲁豫省委在南宫成立,李菁玉任书记。根据地局面初步稳定后,政权建设成为突出问题。刘少奇及时指导冀中、冀南地区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他指出“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机关,派最得力的同志到政府去工作,洗刷政府中动摇的阻碍抗战与群众运动的分子,提拔积极分子。”为了加强冀南政权建设,刘少奇派出抗大和中央党校学生四十余人和两名省委干部到达冀南地区。

  在经历过七年武装冲突的国共两党之间,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刘少奇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在此消彼长的交锋中,既要团结,又要斗争;既要打破国民党方面制造的磨擦,又要在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刘少奇指出,为了不使阎锡山被旧派包围,牺盟会和新军必须经常有人在阎锡山的周围,同阎锡山保持密切关系。刘少奇还指出,要注意做好牺盟会和新军的工作,加强自身建设。在刘少奇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是相当成功的。

  刘少奇在领导北方局工作近三年时间里,华北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已成为领导华北地区抗日战争的决定力量;八路军已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这既是全党全军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刘少奇苦心经营的成效。

  2、发展华中敌后大本营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10月27日武汉失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形势严峻。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准自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和组织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撤销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和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中原局负责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这样,“发展华中”的战略重任落到了刘少奇的肩上。刘少奇出任中原局书记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开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把日本占领区变成同侵略者斗争的前沿阵地。

  华中地处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敌后游击战争发展相对薄弱。发展华中首先要解决发展方向问题。如果不解决方向问题,新四军难以壮大,发展华中的战略目标就难以实现。

  华中的情况与华北不同的是,国民党军队有相当一部分还留在敌后。刘少奇科学地分析了华中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认为日军没有大举进攻河南、陕西,而华中地区中西部的安徽、河南、湖北大部分为国民党所控制,所以新四军已经坐失了在皖东地区发展壮大的先机,如果我军继续坚持向西发展的方针,则在政治上、军事上将处于劣势。刘少奇认为,华中局只有向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在整个华中敌后,新四军有大发展的战略方向主要在三个地区:一是鄂豫边地区,二是豫东地区,三是江苏北部地区。而其中最有发展希望和潜力的是江苏北部,这是新四军的主攻方向,应集中最大的力量向这一地区发展。事实证明,这一战略发展方向是英明的,苏北成为中国共产党连接山东与华中根据地的战略枢纽。毛泽东在致电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苏鲁战区,这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主力所在,用力最大。”

  由于新四军内部对发展苏北存在分歧,刘少奇只好用事实说话,靠实战效果统一大家的思想。首先是以发展皖东和皖东北为战略支点,分阶段有步骤地贯彻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向。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1940年10月苏北敌后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华中最大的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与新四军也连成一片,打通了华北、华中的联系,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把八路军、新四军限死在黄河以北的阴谋,根本改变了一年前华中新四军遭受日、顽军分割包围的局势,使华中抗战形势实现了根本好转,为新四军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在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的危急关头,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决策水平,扭转了新四军的困难局面,恢复和发展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扩大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1942年3月,刘少奇奉命离开华中返回延安,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发展华中”的历史重任。正如陈毅所说:“少奇同志在华中局是危急时刻,于1939年初到华中,组建中原局,并担任中原局书记,统帅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皖南事变后担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少奇在华中工作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这三年,是血雨腥风的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几乎日日夜夜都在战斗,以他的雄韬伟略,为发展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做出了杰出贡献。”

  3、开辟皖东苏北主战场

  1940年1月,刘少奇在定远县山区黄家村主持召开第二次中原局会议,讨论建立、巩固皖东根据地的问题。他认为: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国民党不会同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这就把自已的手脚捆了起来。2月7日,中原局发出《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把刘少奇这些明确的思想通过各级党组织传达贯彻下去,有效地解决了困扰华中各级党组织多年的思想路线问题,振奋了干部和群众的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建设根据地的工作,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出现了军民团结、共同抗日的新气象,以往那种“寄人篱下”、屡受挫折造成的抑郁情绪一扫而光。

  2月下旬,刘少奇在定远大桥集附近的湾杨村主持召开第三次中原局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反磨擦方针,决定对北取攻势,对南取守势,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3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在皖东发动的反共磨擦日益加紧。新上任的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热衷于反共,曾专门召集干部会议决定,集中力量袭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第四支队司令部。当时由于张云逸患疟病,加上部队机关组织不健全、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每遇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就显得反应迟钝,且通讯阻塞,江北新四军危机四伏。在这紧要关头,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亲临前线指挥抗日。

  刘少奇在反摩擦斗争中面临极端困难的局面。不但有桂军李品仙部虎视眈眈,而且皖东一些地方武装也同顽固派结合起来进攻新四军,孤立无援。在“前有顽敌、后有追兵”的形势下,刘少奇决定:拟采取坚决手段首先打击与肃清地方顽固势力,对新来的桂军采取和缓统战态度,派人欢迎桂军,请他们缓解危机。但是,桂军李品仙部对这次进攻蓄谋已久,不但不见缓和,反而步步进逼。

  13日,刘少奇致电新四军各部,指出:“皖东顽固势力已向我作大规模之武装进攻,我若不肃清皖东顽固武装,即不能在皖东存在。现在我已占领定远城并向皖北行署武装进攻,斗争已至紧急关头。我应不顾一切的坚决彻底的消灭一切顽固武装及日伪政权,坚决建立进步的抗日民主政权,坚决向顽固分子进攻;同时,争取一切中间分子,尽可能中立他们。”他把政治家的胆识与灵活斗争策略恰到好处地运用到军事指挥上来,在张云逸、郑位三、邓子恢等协助下,制定了对付各路国民党武装的不同策略。当桂军向津浦路以西(简称“路西”)皖东地区进攻时,苏北韩德勤又趁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西调、津浦路以东地区(简称“路东”)空虚之机,集结六个团一万多人,在3月19日向第五支队指挥机关所在地半塔集发起进攻,企图收东西夹击之效。当时,第五支队留在路东的人员只有两千人左右,情况十分紧急。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当即决定将路西反击刚刚取得胜利的“主力移往路东,首先稳定并巩固路东”。他还电令在鄂东的李先念等在立煌一带停止同李品仙部的冲突,同桂军营造和缓气氛。同时命令在路东的邓子恢、郭述申等“固守待援”。中原局发出告同志书,“号召同志忍受一切困难,为粉碎顽固派的进攻而流尽最后一滴血。”

  留守在路东的部队在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收缩兵力,动员群众,激战八昼夜,打退韩德勤部的十多次进攻,守住了半塔集。3月28日,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主力、苏皖支队四支队第七团回师路东。刘少奇又通过陈毅调遣已经渡江北上、在苏北江都一带活动的叶飞部挺进纵队抢渡运河西援,在六合县境重创韩德勤部主力独立旅。在新四军东西援军进逼下,韩德勤部全线动摇,仓皇北撤。新四军乘势将来犯的韩德勤部赶过淮河。以保卫半塔集为中心的路东反磨擦斗争的胜利,创造了在对方优势兵力围攻下固守待援、打守卫战的成功战例。这就是陈毅所指:“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在皖东进行反“扫荡”、反磨擦斗争的同时,刘少奇领导第四、五支队和皖东党组织大刀阔斧地从事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按照刘少奇的指示,来安、嘉山、天长、盱眙、六合、高邮和仪征等地相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皖东津浦路东人民抗敌联防委员会在4月18日成立;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也在8月间宣告成立。这样,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建立,彻底改变了新四军华中的困难局面,成为华中工作的重要转折点。

  打开皖东的工作局面,也是发展苏北的一项基础。刘少奇在华中统筹兼顾,调兵遣将,取得皖东反摩擦、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对于发展苏北具有重要意义。

  总结语

  刘少奇勤于思考、精于总结、善于谋划,因而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他有着统揽大局的整体观、抓大放小的取舍观、规划未来的战略观。刘少奇的军事思想的鲜明特色就在于:深谋远虑的超凡判断力、运筹帷幄的战略进攻性、纵横捭阖的统筹用兵法。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军事史上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阶段,其主要亮点集中在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华中敌后大本营、重组新四军军部、指挥抢占东北的战略技术上。刘少奇在华北、华中抗日根据、东北革命根据地所形成的军事思想,在我军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建设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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