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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同志回乡调查的历史背景和重大功绩
作者:罗    雄
 发布时间:2015-09-29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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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同志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期间于1961年4—5月回湖南宁乡花明楼和长沙天华大队等地进行的农村调查以及在调查过程中所作出的“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等重大决策,在当时党内极左路线甚嚣尘上的历史背景下,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对极其险恶的政治、经济形势而勇往直前救民于水火的伟大壮举。它在党和人民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拯救了上亿数饥民的生命。创造了一个以人为本,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光辉典范。树起了一座“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不朽丰碑,其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亚于遵义会议,对挽救民族危亡和延续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可媲美八年抗日战争。少奇同志的这一壮举是他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中最闪光的一页。产生的影响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受到了中国人民的长期缅怀。值得历史大书特书。然而,现在对这一壮举的重大意义和伟大功德的认知与发掘还不够深刻,对其宣传、彰显的力度更不够。为了纪念少奇同志的这一丰功伟绩,彰显他伟大马列主义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和献身精神,继承和发扬他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完全彻底为人民的革命传统,有必要重温这一段历史,使人不忘当年的惨痛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当今盛世,继承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光荣传统,承先启后地开拓创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自由富裕的和谐稳定的社会而奋斗。

  一

  这次调查是在党和人民处于生死存亡的险恶关头进行的。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办公共食堂是党内极左路线开始泛滥的时期。由于不顾国情民意,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大刮五风,神化个人崇拜,使国内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国家经济急速滑坡。1959年召开的第一次庐山会议大反彭德怀为代表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国内政治、经济进一步恶化。“1960年,粮食产量仅为1.435亿吨,降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产量亦如此;油料更是降到解放前的水平。”同年6月10日,刘少奇在一次各地区、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说:“最近半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事故问题……”。“人民群众的吃穿用严重不足,猪肉消费减少了70%,老百姓面带菜色。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病随处可见,饿死人的现象也发生了”,后来统计知道,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的死亡率超过1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由上可以看出,直到1960年,由于农村政策仍未能调整到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愿望的轨道上来,五风继续盛行,“饿、病、逃、荒、死”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农民同党和政府间存在的某些紧张状态,不但未能有效解决,而且有所发展。突出表现之一是哄抢粮食和其他食品、财物等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刘少奇在调查中(指1961年以前的调查)更尖锐地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甚至联想到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劳民伤财而导致灭亡的教训,认为只是群众相信我们,所以才没有造反(小的造反也有)。他沉痛地说:“由于不摸底,以为有粮食,实际上没有,还去反‘瞒产’,结果造成了大量死人。”(见《刘少奇与中国共产党》420页)

  1960年冬天出现的大量死人的局面,还只是当年那场饿死人惨剧的开始,这种局面发展到1961年,情况就更惨了。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花明楼所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刘少奇的四十四天》一文记载:经过刘少奇的耐心启发,王升平才如实地介绍了一些情况:“柘木冲食堂刚办时有120人,现在不到80人,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还有几个患水肿病住进了大队临时医院。”刘少奇关切地问:“人怎么死的?”“饿死的,没有饭吃,吃树皮,吃稻草淀粉”。

  该文还记载,刘少奇问外甥女鲁新秀:“你们食堂死了几个人?”

  “这两个月死了11个”。鲁新秀啜泣着如实回答。因为她的父亲就是由于饥饿,吃了糠粑屙屎不出而憋死的。从后来在报刊杂志上透露的一些官方数据可知,最典型的河南信阳,在那场大灾难中总人口减少了八分之一,而甘肃的通渭县,总人口竟减少了三分之一。全县死绝2168户,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大量尸体无人掩埋。人吃人的事也发生不少。(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41页)

  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确实是到了党和人民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正如王升平所说:“公共食堂不好。这样办下去会人死路绝。”(见《刘少奇的四十四天》第48页),而刘少奇正是在这样一个险恶形势下的紧急关头,回乡进行调查的。他轻车简从,艰苦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并根据了解的实际情况和群众愿望,果断作出了“解散公共食堂”的重大决策。从而避免了更多人的饥饿死亡,挽救了人民、挽救了党。真正起到了“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作用。

  二

  这次调查是顶着巨大压力,用共产党人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大无畏精神进行的。

  1958年,食堂开办不久,其弊端即已显露,解散食堂的呼声不断。但直到1960年底,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基本态度还是把食堂办好。1960年11月中央发出的以纠正“共产风”为主要内容的12条紧急指示信,依然强调要坚持公共食堂制度(见《刘少奇与中国共产党》第413页)。1961年初,对这个问题虽有所松动,当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60条)中还写上了“公共食堂应该积极办好,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但是到了下面就一刀切,就强迫命令,就一窝蜂,谈不上“自愿参加”了。(见《花明楼所知道的刘少奇》第36页)终于造成严重后果。

  1960年下半年,“大跃进”再也难以为继了,不少人对经济现状忧心忡忡,但彭德怀的前车之鉴,使得保身远祸之风盛行,人们不敢讲出真话(见《刘少奇一生》第353页)。最可说明问题的是1961年5月6日,刘少奇找他的同乡、农民通讯员王升平调查时,刘问:“农村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王升平不敢回答。因为就在前几天,上面还在宣传公共食堂的十大优越性。他怯怯地问:“咯到底讲不讲得呢?”经过刘少奇的反复说服、诱导,给他壮胆,他才疑虑冰消,大胆地回答:“要是叫我和群众说心里话,食堂还是早点散伙的好,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见《花明楼所知道的刘少奇》第48页)。还有一个事实更可说明当时从上到下不敢说真话的情况已经到了“令后人难以置信”的程度。那就是在少奇同志回乡调查之前,中央已经派了一个以党史权威胡乔木为首的调查组到长沙县调查了一个多月,胡乔木2月11日向毛泽东汇报时,还认为“长沙县的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群众也是满意的,高兴的”。直到刘少奇已经回乡调查了八天的4月9日,他才改变看法,到4月14日向毛泽东递交《关于在韶山公社解散食堂问题》的报告时,他才说出:“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势在必散”。(见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与中国共产党》414页)。

  刘少奇就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下,在国民经济即将崩溃的悬崖边,在全国人民望眼欲穿的企盼中,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来进行这次回乡调查的。他巧妙地利用当年毛泽东“把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的号召为契机,争分抢秒,在广州会议一结束就赶到湖南,住到猪场、睡门板、走泥路,艰苦深入地调查了四十四天,摸清了问题的症结,找出了“公共食堂是饿死人的主要根源”,并在那时那种被神化的伟大领袖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国家宪法被践踏成一张废纸的险恶形势下,冒着巨大风险,顶着巨大压力,勇敢地行使了国家主席应有的权力,果断地作出了“解散公共食堂”的英明决策,使数以亿计的饥民脱离了苦海,得以死里逃生。同时从调查中实事求是地得出了造成当年那种惨状的根本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真实结论。使大多数高级干部猛省过来,扭转了国民经济即将崩溃的险恶局面。表现了共产党人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崇高风范。

  三

  这场调查的最大功绩是挽救了上亿饥民的性命,树立了共产党人“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一座不朽丰碑。

  这次调查,是在全国已饿死几千万人、并且死人数量正以加速度发展的险恶时刻进行的。至于在这次调查前已饿死了多少人,我们手头没有准确资料(不过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有这个资料),我们只能按已见诸报端的数据和当年那场灾难亲历者的回忆来进行逻辑推测。根据上述第1点中提到的数据,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河南信阳地区9个县的死亡率都超过10%,而那年冬天才是饥荒的开始阶段,到1961年春天则是饥荒的发展阶段。死亡率正以加速度成倍增长,上述第1点鲁新秀说她们食堂最近两个月死了11人,这个死亡率就远远不止10%了。如果以笔者所在石牛咀生产队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个50人的小队,短短六个月即饿死了7人,那么当时的死亡率就是14%,所以从1960年冬季到1961年春季(至少奇同志回乡调查时止)这半年的饥饿死亡率只按10%计算,全国也是五千万(当时全国人口六亿多,减去城镇非农人口,只按5亿农民计算)。除去一些属正常死亡的,单纯饿死的则恐怕接近4000万。这个数字就比整个八年抗日战争死亡的中国军民人数(3500万)还多。而这时期还仅是那场死亡惨剧的开头和发展阶段。如果继续发展到惨剧的高潮阶段,那后果就真会是“人死路绝”。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论,如果公共食堂再迟解散两个月(即刘少奇迟来两个月),那全国至少还会多饿死一亿人。而恰恰是在这个死亡高潮到来的前夕,少奇同志来调查研究并果断地解散了食堂,阻断了这一死亡高潮的到来。所以我们说少奇同志的这一英明决策,拯救了上亿饥民的生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绝不是骇人听闻的空穴来风。只是因为这个数字确实无法统计,正史也就无法记载。但我们如果是唯物论者,就必须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承认这个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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