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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延安精神
作者:罗  雄
 发布时间:2015-09-29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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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是中国人心中的革命圣地,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35 年到 1948 年,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在这里,诞生了新生的红色政权,成就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习近平同志曾经在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贺信中强调:回顾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十多年的革命斗争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不难理解延安精神的深刻内涵,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延安精神是指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危难时刻,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所形成的革命品质和思想境界。延安精神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内涵博大精深,其力量催人奋进。延安精神主要包括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思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凛然正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清正廉洁、勤俭节约的务实作风;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等等。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怀,反映在理想信念、思想品德、精神风貌、工作作风、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井冈山精神、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交相辉映。

  延安精神凝聚了党心,赢得了民心,是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延安精神不仅为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战胜了帝国主义封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提供了精神支撑;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延安精神仍然激励我们迎难而上、开创创新。

  一代伟人刘少奇作为延安时期的五大书记之一,也是延安精神的培育者和实践者,他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5年10月,刘少奇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同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会后,党中央派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临危受命,挺身而出,使北方局的工作很快有了“基本上的转变”。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撤消了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和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的枪林弹雨中,奔赴河南确山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用四年时间,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发展华中”的重任,再次奉命返回延安。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一行从江苏盐城新四军总部出发,穿越日伪军严密封锁的陇海路,在山东沂蒙山区滨海地区临沭县朱黄村和八路军115师司令部(今莒南县)工作了三个多月,着手解决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政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刘少奇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行程3000多里,穿过103道封锁线,于12月30日回到延安,被称为“小长征”。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刘少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在1930年代后期和1940年代前期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表现出坚定的理想信念、高深的理论素养、过人的政治智慧、卓越的领导水平和超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刘少奇从此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率先垂范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一、精心写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思想保障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特征,党性修养丰富了延安精神,延安精神促进了党性修养。刘少奇1938—1939年起草于渑池、定稿于竹沟、发表于延安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革命根据地教育了党员干部,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理念信念,增添了前进动力,为延安精神的形成筑牢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组织保障。

  1.《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产生的历史背景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中共为了尽早恢复元气、壮大队伍,适当放宽了入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内鱼龙混杂、思想不纯的状况。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奋不顾身地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纷纷涌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并且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战争的需要,我党采取了大量发展新党员的方针,在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包括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秘密组织吸收了大批新党员。

  大批优秀分子和进步青年加入,使党员数量增加、活力增强。一方面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输入了新鲜血液,但是也使革命队伍的人员成分和思想意识复杂起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使每一个党员自觉地为完成党的任务而奋斗,成为中共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

  对青年党员的党性教育问题,从抗日战争开始就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他多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写信,谈出自己的看法,阐明了个人的观点:对于延安和敌后大批涌进来的新党员,表示极大的高兴,因为这是革命蓬勃发展的一个表现,是进一步扩展革命队伍所十分必需的力量。但同时强调指出,对于大批新党员要加强教育,使之树立正确的思想是非常必要和十分重要的。刘少奇深知,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里,很多人都论及了共产党的修养问题。但是,十分明确和全面系统地阐述共产党员自我修养的专著还没有。他决心攻克这个难题,开始酝酿共产党员的修养课题写作。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命题,这更引起了刘少奇的强烈共鸣。刘少奇开始思考共产党员怎样才能加强自身修养、克服各种错误的思想意识、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一系列问题。

  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刘少奇临危受命奔赴河南确山竹沟,担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随身带上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为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前期准备。

  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率领中原局17名组成人员,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出发,绕道潼关改乘火车前往豫西渑池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刘少奇在渑池期间,根据自己多年来对党内生活的观察,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式撰写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1939年1月初,刘少奇在中共豫西特委举办的地县党员领导干部培训班上,作了关于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和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是一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员的修养”手稿提纲。

  为了加强对党员进行党性锻炼和思想修养教育,在中原局机关驻地确山竹沟,刘少奇挤出时间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内容,在题目上增加了“论”字,完成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初稿,全面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1)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及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2)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修养,包括具有正确的公私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3)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修养,即能够正确处理党员个人同党的组织、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党员个人之间的关系;(4)文化科学知识修养,即具有广博的知识,精通业务工作。刘少奇利用该稿经常给中原局机关和鄂豫边区干训班讲党课,深受党员领导干部的欢迎。

  2.《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列入延安整风文件

  1939年3月底,时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一时期,他一面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一面继续负责指挥华中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更多的思考党的建设问题。

  7月8日和12日,在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刘少奇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宣部长张闻天邀请,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给学员们作了两场三个小时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演。刘少奇根据自己多年来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积累,全面阐述了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身的思想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怎样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以及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首次提出了加强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必要性。

  刘少奇的讲演,在学员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张闻天对刘少奇同志的讲演非常重视,认为这正是当前广大共产党员尤其是新党员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张闻天立即请刘少奇把讲演稿整理成文,准备安排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刘少奇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修改文稿,将讲演稿整理成4万多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理论著作。《解放》周刊责任编辑吴黎平立即把刘少奇的文稿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好文章,应该快登”。很快,延安《解放周刊》第81—84期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题连载。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公开发表之后,在全党获得了很高评价,“共产党员修养”这一命题的提出和论述非常新颖、切中时弊,使延安的党员干部为之一震,像毛泽东同志预料的那样,在党政军各方面的人员中反应强烈,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即时掀起了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热潮。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对党的建设虽然有过不少论述,但他们都是着重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很少专门论述应该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刘少奇在讲演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精辟地论述了每个共产党员应该自觉加强自己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以便有效地为党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特别是刘少奇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既为党员所接受,又得到了知识分子的赞同。因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发表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党先后及时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剖析,党在指导思想上对待马克思主义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以王明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成不变的教条、顽固坚持一切从经典著作和主观意志出发的错误态度。为了从思想认识上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从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旷日持久的整风运动。

  由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反响强烈,很快成为各个革命根据地党员畅销书。在延安整风期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中共中央规定为党员领导干部必读的22个整风文件之一,成为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教科书,后收入《整风文献》作为全党学习参考,对于统一认识、纯洁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而且还教育和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在延安整风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毛泽东的有关党建著作一起,被全党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成为批判“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思想武器。毛泽东称“他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根据当时在延安工作的同志回忆,那时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手一册,哪怕是行军打杖,白天随身携带,晚上垫在枕头下,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阅读,大家通过认真学习,常常用它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认识,很有效果。经过延安整风的大学习、大讨论,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达到空前统一,“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渐成为全党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为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3.《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党的建设教科书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认真回答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加强自我修养问题,详细论述了共产党员加强修养和锻炼的必要性。刘少奇提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在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以高度的自觉性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这种修养既不象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那样把修养看成是出于个人某种善良的愿望或出于某种与生俱来的品性所做的修身养性;也不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把修养当成自我清高、孤芳自赏的一种手段。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更好地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他要求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而不是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当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坚决地、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共产党员思想意识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全面、系统论述共产党员修养和进行党性教育的专著,也是刘少奇影响最大的一部党建论著。这篇著作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站在中国共产党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的高度,深刻地阐述了共产党员要在改造社会、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全面加强自身修养。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无产阶级革命战略、战术修养,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修养,各种科学知识修养,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遵守纪律、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修养,文章还精辟论述了修养的方法和途径,特别指出了修养同实践和理论学习的密切联系,强调了实践和理论学习对共产党员修养的重要意义。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解放》周刊发表后,许多读者纷纷要求中央出版单行本。1939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应广大读者的要求,由延安新华书店首次出版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随后又连续再版三次。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及印刷厂也先后转载和印刷了单行本。河南竹沟中原局印刷厂最早开机印刷《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以最快的速度向中原地区各级党组织分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作为党课教材阅读,使之成为广大党员进行党性锻炼和修养的行为准则,促使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极大地增强了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论共产党员的论修养》自1939年发表以来,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成为各个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和党性修养的优秀教材,是“一部培养合格的成熟的共产党员的教科书”。它对于战胜各种错误,克服消极思想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提高党员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促成党的事业欣欣向荣产生了巨大作用。

  二、科学论述毛泽东思想为延安精神的巩固奠定了政治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生动体现,是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性标志。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党的许多革命先辈都作出了贡献,其中包含了刘少奇同志的思想贡献、理论贡献和智慧贡献,在科学总结和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方面,刘少奇则是全党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思想的概述为延安精神的巩固奠定了政治基础。

  1.刘少奇首次全面地系统地论述毛泽东思想

  1945年5月14、15日,刘少奇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即《论党》)。报告系统地论述了党的建设的主要问题,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系统论述,进一步深化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于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推动全党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在《论党》中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准确而完整的定义,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

  定义一:“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认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⑴。这是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来界定的,这是写进了党章的定义。它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准确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划清了毛泽东思想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界线,同时也为全党同志正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

  定义二:“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⑵。这是从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民族性格界定的,强调它“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⑶,从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⑷。

  定义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这个民族突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⑸。这是从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作用的角度来界定的,强调它的实践功能。它突出了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性和建国的统一性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唯一正确性。这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依据。

  刘少奇在《论党》中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作了高度概括。

  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思想理论成果,特别是作为政治上成熟的党在理论上成熟的标志,可以说,已形成科学的思想体系,且有着丰富的内容。刘少奇的《论党》从九个方面进行了概括。“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⑹。这些理论与政策,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环境、文化基础、革命性质、基本动力、团结阵线、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论党》阐述的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概括的六个方面的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基本一致,充分说明了刘少奇论述毛泽东思想的准确性。

  2.刘少奇提出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确立党的指导思想,是从思想上、政治上解决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列宁说:“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⑺”近代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牺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党24年浴血奋斗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典范。在将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行动指南并正式写入党章的过程中,刘少奇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刘少奇最早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体系,他代表党中央最早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科学阐述和评价,他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并把它作为思想武器和指导一切工作的指针,提高全党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积极推动了全党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来源和经验总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向全党正式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出自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后收入《论党》,着重在第二部分设专节论述了“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论党》报告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个建议被中央采纳,写入了大会通过的党章。从党的七大开始,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共七大修改的党章最重要、最根本的特点,是在建党以来总结24年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刘少奇的《论党》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我们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⑻。报告回顾了建党以来的革命历程,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24年的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⑼。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当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⑽。报告高度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唯一指导性特征。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党的建设才能健康发展,革命斗争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3.刘少奇自觉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指导一个政党伟大的革命实践,仅仅确立一种理论是远远不够的。理论必须武装人民群众,真正被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力量。

  刘少奇在《论党》中明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是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号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他自己也是积极地、主动地、自觉地带头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

  早在遵义会议召开时,刘少奇就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揭露和批评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1966年10月,当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毛泽东仍动情地回忆并对身边的人说,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表现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还是很宝贵的。

  在全面阐述毛泽东思想及其指导地位和重大意义之后,刘少奇在《论党》中还指出:“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⑾。为此,刘少奇在《论党》中向全党提出:一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每一个党员的义务和职责。 “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⑿。二是在党内形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报告回顾了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在工作中吃苦头、走弯路的教训,指出现在有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全党,“并在党内发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那我们就可以预期,党内将会有一个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高涨,这就从思想上准备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⒀。三是坚持革命学风,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报告指出,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学风,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党的七大以后,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在全党迅速兴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威信和权威为全党所接受所公认,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三、成功指挥“抢占东北”为延安精神的发展创造了理论根据

  刘少奇同志也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家,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唯有他先后三次代理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协助毛泽东实施了许多重要战略决策,尤其是在解放战争中提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既为成功“抢占东北”和夺取全国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延安精神的发展创造了理论根据。

  1.适时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苏联宣布对日本开战,并派出红军挺进我国东北地区,刘少奇代表中央作出决定,抽调大批干部进驻东北。1945年9月14日晚,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迅速争取东北的决策。9月17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电,明确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⒁”1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完全同意提出筱电(按:即刘的17日电)所提战略部署。”当天,刘少奇即代表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指示电,指出:“目前全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谈判的有利地位”,“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⒂。这样正式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向北发展”,就是要向北方实施战略展开,主要是赶在蒋军前面夺取先机,调兵进驻东北,向东北全境发展,以全力争取占领整个东北的主动权;“向南防御”,就是要在南方实施战略收缩,将长江以南我军撤至长江以北,加强长江以北的防线,坚决打击和集中歼灭来犯之敌,牵制和阻滞蒋军向华北和东北地区进军,并从邻近东北的地区急速抽调兵力向东北集结。“向南防御”是为了“向北发展”,是“向北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而“向北发展”的核心是争取东北,力争控制东北全境。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既表现出刘少奇的高瞻远瞩和多谋善断,又表现出他策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对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后,维护华北、东北广大地区的社会秩序和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2.成功指挥了“抢占东北”的战役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谁能抢先控制工业重镇和松辽粮仓东北地区,谁就能取得战略主动权。刘少奇在延安以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指挥了这场先机抢占东北的战役。

  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之后,紧接着刘少奇又为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紧急调兵遣将,指挥千军万马火速赶赴东北。

  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命令:山东部队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行进,3万兵力到冀东,3万兵力进入东北;新四军除第五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部队撤向苏南,苏南、皖南主力撤返江北;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任命李富春为书记,扩大冀热辽军区并任命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从山东分局调到东北工作,陈毅、饶漱石从华中局到山东工作并将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华中局改为分局并受华东局指挥;晋冀鲁豫军区准备3万兵力在11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抢占东北的战略部署确定后,刘少奇陆续向各部队发出具体指示,逐一督促落实。9月20日,刘少奇以中央军委名义正式向山东、华中的军事指挥员下达命令:我军必须坚决先机夺取冀东全部,控制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南口全线,以控制东北门户;命令山东军区派3万基干兵团,限一星期内到乐亭、秦皇岛一线登陆,协同冀热辽军区扫清冀东伪军;命令新四军抽调3.5万基干兵团,限20天内在鲁南蒙阴地区待命。10月6日,刘少奇又电令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率领部队到山东后继续兼程北进,开赴东北。这期间,刘少奇还发出了一系列具体指令,频频指挥部队开往东北。

  刘少奇指挥的这次军事部署,是中共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略大转移。一个多月后,这些战略部署基本实现。陆续开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达11万人。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撤到苏皖地区,组成华中军区。新四军军部率第二、四、七师大部主力转移到山东,与山东军区汇合。这一重大战略调兵,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驻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我军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危险。从全国看,中共军队的根据地已经从东北、华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摆脱了分散被动局面,处于十分有利的战略态势,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3.顺利实施了“进京赶考”的战略转移

  1947年3月,蒋介石命胡宗南率重兵大举进攻延安,大有炸平宝塔山之势。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3月29日晚至30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会议,决定中央分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与敌人周旋迂回,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和朱德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任书记,朱德任副书记,向华北转移,担负起中央委托的土地改革工作、财政经济工作、兵源征集和建国前的准备工作。会后,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机关工作人员前往华北。同年5月初,刘少奇、朱德先期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白手起家建立了党中央进入北平前的最后一个革命指挥所,在这里指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

  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来到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汇合。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在西柏坡正式办公。刘少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华北局书记、中央马列学院院长等职。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夺取全国胜利作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准备。

  1949年1月31日 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在北平定都。根据形势的发展,党中央于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革命的路程还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决定在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实施战略转移,即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革命转移到建设。必须牢记“两个务必”,永远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本色。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转变。

  3月23日 上午,刘少奇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一道,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风尘仆仆地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今北京)。在告别西柏坡时,毛泽东风趣地把进驻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而不是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五大领袖的信心,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斗志。3月25日,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扎营北平,掀开了新中国的时代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仍然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他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永远保持谦虚谨慎、廉洁清正、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特点。⒃” “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⒄”刘少奇自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巩固、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但他从不宣扬自己,总是把党的业绩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而把自己永远当成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公仆,不愧为共产党员的典范,人民公仆的楷模。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一定要继承、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江泽民一再指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延安精神都不能丢。胡锦涛经常告诫,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习近平强调: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求全国7500万共产党员紧密结合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深入研究延安精神、积极宣传延安精神、认真践行延安精神、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再立新功!历史已经证明,延安精神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发扬光大。

  (作者系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

  注释:

  ⑴[《论党》PP21]。

  ⑵[《论党》P21。

  ⑶[《论党》P23]。

  ⑷[《论党》P23-24]。

  ⑸[《论党》P20]。

  ⑹[《论党》P22-23]。

  ⑺[《列宁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⑻[《论党》P20]。

  ⑼[《论党》P22]。

  ⑽[《论党》P22]。

  ⑾[《论党》P24]。

  ⑿[《论党》P25]。

  ⒀[《论党》P25 ]。

  ⒁ [《刘少奇年谱》上P493]。

  ⒂ [《刘少奇年谱》上P496]。

  ⒃[《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8页]。

  ⒄[《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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