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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统战工作的里程碑—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
作者:罗    雄
 发布时间:2015-09-29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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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是党的政治路线重要组成部分。刘少奇指出:“统一战线工作是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斗争中一个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工作,是总斗争中的一个方面的斗争。”[《刘选》下集119]刘少奇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十分重视党的统战工作,并为之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前夕的“天津讲话”是新中国统战工作的里程碑。

  一、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多次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因为我国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又经过长期的战争创伤,经济衰落,生活困难,生产萧条。被推翻的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的失败,随时准备卷土重来,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共产党人面前。而我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共产党员在全国人民中比例很小。坚持统一战线,是我们扩大队伍、积蓄力量的有效途径。

  1949年2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把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当时的现代工业只占10%,落后的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却占90%,而资本主义工业在现代工业中占了40%,这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加上我党缺乏生产发展所必须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城市、管理企业的经验。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同年4、5月,是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时期。这时候,北方刚刚解放的城市要迅速落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决定,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人民生活,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时城市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干部群众对党的政策认识混乱。

  1.工业生产严重下降,不少工厂关门停产。北方城市许多工厂陷于停工、半停工状况,1949年初,工业生产比解放前同期下降50%。

  2.工人失业激增,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拮据。由于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天津市上百万人生活无着落,北京市更为严重。解放的城市中,失业率高达94%。加上千百万农村灾民涌入城市,城市生活雪上加霜。从1947年初至1949年3月,天津市物价上涨了27万倍。

  3.在阶级关系上,由于工商业资本家和工人群众对党的工商业政策认识不足,劳资关系紧张,严重挫伤了占全部工业总产值63.3%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恐惧心理,巩固统战成果,已经刻不容缓。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视察,解决如何接管城市、发展经济的迫切问题。

  二、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主要内容

  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迅速恢复生产,为接管城市提供经验,成为当务之急。刘少奇到天津后,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在听取了天津市党政负责人及有关方面的情况汇报后,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许多重大问题代表中央作了政策性的阐释,特别就巩固和发展城市统一战线、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的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1.团结工商阶层,迅速恢复生产。

  要保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天津贯彻执行,关键是要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刘少奇正是遵循这一精神去指导工作的。1949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党的干部会议上,他针对有的城市不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斗争、挤垮了一些民族资本家的问题,尖锐地指出:这是自杀政策。他告诉党的干部,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必须品,吃的、穿的、用的都要由工商业资本家供给。“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而且生产的发展对社会有利,如果破坏了,对我们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不利,相反地还会减低城市的生产,与我们的基本方针不合,在政治上就帮助了反革命。”他还指出“要特别注意教育说服工人,别把资本家挤垮,不要为眼前的部分利益妨碍了长远的利益。”[《刘少奇在天津》25页]引起刘少奇重视的不单单是工商企业,还有工商业管理者。他一向认为,工商业者中的许多人是富有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的,这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说,工商业者“有些人是很能够做事的,精明干练、懂技术的人不少,他们的管理能力甚至超过我们的同志。”[《刘选》下181-182页]他认为应该发挥他们的长处。

  2.扶植私营企业,引导发展经济。

  刘少奇在天津调研时,特别注重做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思想工作。在刘少奇亲自制定的《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找资本家谈话”。在天津近一个月时间里,刘少奇为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者,使他们了解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打消疑虑,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思想很明确:要把中国从贫穷落后引向繁荣昌盛,发展工业是迫在眉睫的。但是,发展工业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然也包括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对工商业管理有丰富经验的民族资产阶级,使工商业者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祖国的繁荣而努力。

  1949年4月,刘少奇到天津后,他深入到工人、职员、工商业资本家中,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在天津视察期间,刘少奇发表了大量的讲话,中心点是新政权建立后,工商业者和工人群众必须结成牢固的统一战线,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他告诉工商业者,新中国建立之后,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与发展生产。而恢复与发展生产,除了一部分国家资本外,主要靠私人资本。刘少奇认为,私营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他说:“我主张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刘少奇在天津》52页]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刘少奇提出,要实行劳资两利,逐步地把民族工商业引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为了能说明问题,解决资本家的顾虑,刘少奇借用了天津市领导在汇报中谈到的“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的说法,用通俗的语言向工商业资本家解释说:“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他的讲话,使工商业者茅塞顿开。仁立公司总经理朱继圣说:“听了刘少奇先生的话,资本家不用害怕了。”久大精盐公司总经理李烛尘说:“刘少奇先生这次和工商业各界谈话,对于整个天津工业前途起很大的作用,使大小工业家对于政府政策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今后要和广大工人一道,迅速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3.宣传统战政策,沟通劳资关系。

  解放以后,工人扬眉吐气,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有些地区的工人对资本家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要求,如过多地增加工资,变临时工为正式工等。还有的工人把资本家看作是敌人,要打垮他们。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刘少奇针对这种情况,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循循善诱地对职工群众说,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到我们朋友中间来呢?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也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他们也要反对。那么,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他们可做我们的朋友,不要把他们看做敌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一致打倒了一切反动势力,他们也可以发展了,也可以帮助建设新中国,他们可以开工厂,开矿山,制造出日用品,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赚钱了。这件事好不好呢?这是好的。如果不懂这个,有“先打倒他们再说”的思想,这就是不懂政治,要犯大错误的。如果打垮资本家,工厂减少,生产降低,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如果提出过高的要求,使资本家负担不起,或者暂时能负担而不能持久,或者能够负担却影响生产,同样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当然也不利于工人。

  4.纠正“左”倾思想,团结管理阶层。

  要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不仅要把产业工人、外围工人组织到工会中来,而且要把旧职员、知识分子也组织到工会中来。这是刘少奇在建国前后期间的一个重要思想。他主张职员与工人团结起来。

  中共接管天津后,在国营企业中,普遍存在工人把职员当作斗争对象的现象,造成职员与工人对立。职员不敢管理生产,工人不听职员指挥,严重影响了生产。刘少奇到天津后,立即予以纠正,严厉指出这是“左”的情绪。

  刘少奇在工人、职员中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他对工人说:过去工人、职员之间不团结,是官僚资产阶级造成的,要由他们负责。刘少奇说:“工人阶级是要做大事的,胸怀要大。”为了发展生产要团结职员,工人应该采取“既往不咎,以观后效”的态度原谅他们过去的错误。刘少奇教育职员要改正错误。他对职员讲与工人搞好团结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改正过去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要正确对待工人,就能改善关系。二是自我批评,就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刘少奇说:“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现在国家需要发展工业,交给我们生产任务,这是光荣的”。[《刘少奇在天津》48页]发展生产是工人和职员的共同目的,为着这个目的,大家要搞好团结。

  5.贯彻“四面八方”政策,实现发展生产目标,。

  刘少奇指出,为了达到发展生产的目标,必须“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都照顾到”。“什么是照顾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刘少奇在天津,17页]

  公私兼顾,就是在生产上公营、私营都照顾。从原料供给到成品推销都必须公私兼顾。他针对天津在恢复生产中,只顾公营不顾私营的现象说:“我们党、政府、贸易局、公营工厂,必须主动地联合资本家,主动地同他们合作。”“在原料、市场、价格方面都要跟资本家研究,商量出公私兼顾的方法”。“如果我们不同资本家协商,而互相竞争,结果必定公私都吃亏,都不能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刘少奇在天津》21页]当然,与资本家协商要坚持原则。“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私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在天津》22页]公私兼顾“应是双方的”。不但国家要照顾私人经济,资本家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当然对那些不愿与国家协商的,不顾人民利益只顾自己利益的资本家,我们就要给以适当的打击。

  劳资两利,就是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都要考虑。针对解放后天津工人要求长工资、提高待遇,使私营企业负担不起等现象,刘少奇指出,这是只顾劳方不顾资方的错误做法,必须劳资两利,使资本家有利可图,才能恢复生产,生产发展了工人的利润会高起来的。刘少奇反复强调,实行劳资两利的根本是发展生产,让资本家的生产能力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也能适当地提高,而只顾工人利益,使生产不能继续和发展,是对工人根本不利的。如果劳方一利,“资本家不安心,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是工人的自杀政策”。[《刘少奇在天津》22页]当然,“要实行劳资两利,那就要有斗争,不然资本家就要一利”。[《刘少奇在天津》47页]刘少奇指示天津军管会,制定并宣布劳资关系处理办法。

  城乡互助,就是迅速通畅城乡关系,改变过去城乡隔绝的状态,使工业品下乡农产品入市,沟通城乡贸易,做到物畅其流。刘少奇强调,搞好城乡畅通,对城市、对人民生活、对农村发展副业都有利。他希望城乡干部都好好讨论,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提出了组织交易市场、农民物资交易所和百货商场、推销所等解决城乡产品交流的具体办法。

  内外交流,就是切实组织好对外贸易,并把它与对内贸易密切结合起来。刘少奇指出,“这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一。”[《刘少奇在天津》19页]要争取进出口,为了发展生产,必须进口的应尽可能进口,应出口的尽可能出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刘少奇认为,天津是华北的重要出口基地,一定要搞好对外贸易,这不仅关系天津经济,也关系到华北经济。他还要求改善对外贸易的管理、体制、税收、海关等工作。

  三、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深远影响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主要目的是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使刚解放的大城市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

  1.安抚了民心,发展了生产,保障了就业。

  刘少奇的讲话,使天津市的资本家了解了党的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打消了他们害怕“共产”心理,稳定了人心,减少了阻力,使他们愿意与共产党一道发展生产、共度难关。刘少奇在与工商业者的座谈会上对天津东亚毛纺厂经理宋裴卿说:“你现在只办一个厂子,将来可以办两个、三个……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厂子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刘少奇接着说:“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笑眼开的来开会。”[《刘少奇在天津》,第57-58页]刘少奇这种通俗易懂的政策宣传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在场的资本家“吃了定心丸”,一下子与共产党拉近了距离,从对立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变成了“朋友关系”,许多资本家感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下定决心“和共产党一起干”,“再不怕共产党了”认为“共产党还是有人情味的”,“既不能不顾工人死活,也不能不给资本家出路。”所以不少人决心“留在大陆办厂,为建设新中国出力”。

  2.恢复了经济,稳定了天津,影响了全国

  刘少奇视察天津后,天津市委经过两次讨论,一致同意刘少奇讲话中的意见,并于1949年6月作出《讨论少奇同志指示的决定》。根据《决定》,天津市委重新部署了工作,改变了过去那种对私营经济的回避态度,采取积极的扶助政策,鼓励发展生产和扩大就业,并在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优惠。据统计,贯彻《天津讲话》后,到6月底,天津市工商企业的开工户数已达到1143户,一些已经停业的企业,又重新开工。外贸经营户数从3月份的83户增加到7月份的340户。主要的生产行业在6、7月以后即恢复到接收前的生产水平。9月,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户从4月份的293户增加到3800户,有些厂家还准备扩大营业。天津市东亚公司经理宋裴卿就准备增设新厂,他写信向刘少奇谈了他的打算。刘少奇十分支持,复信说:“宋裴卿先生大鉴:接4月30日来函,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刘少奇传》636页]《天津日报》将此信公布后,全市工商界人士欢欣鼓舞。在刘少奇的指导和各级党组织共同努力下,天津市的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以工业、商业迅速复苏为标志,天津的经济建设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

  3.启用了民主人士,扩大了统一战线,调动了积极因素。

  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到:“将来我们要建立人民代表会制度,……在这过渡时期里,我想,不妨在华北成立一个经济委员会,下面分几个部门,……产业界人士、工程师和专家都可以参加”。[《刘少奇在天津》55]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党外人士担任了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例如,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天津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轻工业部部长;周叔弢(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朱继圣(天津仁立毛呢厂总经理),曾任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范例,也是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延伸。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26人代表中,有民主人士558人,占代表总额45、5%。在新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和国务院各部领导中,党外人士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四、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现实意义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重温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革命党过渡到执政党以后,应该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中心,而不能再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中,这是被实践检验的真理。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心、关键是发展工业”他在天津的活动,也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刘少奇说,在反帝、反封建任务基本解决后,“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政府的方针,就是在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历史的经验。

  2.搞经济建设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能靠行政命令,这与邓小平强调的尊重人才,尊重科学是一致的。刘少奇在讲话中回答外贸、贷款、公司法等等具体问题时,反复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在用人问题上,不搞宗派主义,量才录用。他认为在生产建设中,要用懂经济会管理的专门人才,搞“专家治厂”,而不是考虑出身、成分、党与非党或论资排辈。

  3.正确地认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现在,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模式生机勃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

  4.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不断调整各方面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发展与变革的非均衡性,兼顾各方面利益的困难性,新生事物的不确定性,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难免失衡,必须通过政策调整和资源配置来协调各种关系,以便在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兼顾了“四面八方”关系的均衡,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对于今天实施“五个统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光添彩。

  此文发表情况:

  2008年12月发表于《长沙统一战线》第4期P39-41、2008年12月发表于《长沙社科》第4期P58-67,2008年12月发表于《中国统一战线》第12期P58-59、2009年10月发表于《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5期P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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