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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党员的重要标志在于懂得人民的心”—学习和弘扬刘少奇群众工作作风
作者:罗    雄
 发布时间:2015-09-29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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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

  回顾党的历史,刘少奇同志不但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倡导者,更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者。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首次把群众路线概括为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根本组织路线,并要求全党牢固树立全面的群众观点,既彰显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政治主张,又完善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作为一位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坐在国家主席的位子上,心里装的是老百姓的小日子”,不愧为践行群众路线的楷模。

  一、开门纳谏、广开言路惠民生的工作方法

  开门纳谏、广开言路是刘少奇问计于民的执政风格。他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善于从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工农群众中吸取营养,博采众长、民主议政、科学决策,最大程度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采用召开座谈会的方法纳领导干部之言

  新中国从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至1955年结束,历时两年多。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由刘少奇主持起草八大政治报告。

  为了起草好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早日把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惠及人民群众,刘少奇于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约请中央和国务院37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交通运输、文教卫生、体育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汇报。刘少奇抓住这一有利机会,充分听取领导干部的意见,并在座谈中作出了许多以人为本的指示,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1955年12月27日,他在听取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张劲夫的汇报时指出:小业主“当中有一些人是很有技术的,要注意发挥这些人的作用。一切好的人才,我们都要保留下来。”为发挥好小商品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刘少奇在听取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王磊汇报时说:“小商贩可以组织起来,但不要完全去掉”。他认为目前“社会主义商业存在不灵活性”,要改变不合理的体制以适应地方情况的变化。在用工制度方面,他指出:对以后的员工应该采用合同制,一年或两年签一次劳动合同,这种合同工也是正式工作人员。在听取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的汇报时指出:“工人得了职业病应积极治疗,可先由工会出钱办”。针对铁路运输的问题,他认为:“人民的生活越好,需要的日用百货就越多,铁路不要怕麻烦,要想办法满足群众的要求。”刘少奇将这些观点融入八大政治报告中,体现了他民生至上的执政理念。

  刘少奇听取各部委负责人专题汇报,目的是较为快捷地了解国民经济状况,让党员领导干部“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召开座谈会听汇报广纳领导干部之言的方式引起了毛泽东的浓厚兴趣。1956年2月14日至4月22日,毛泽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29个部委和国务院5个办公室负责人汇报,刘少奇也应邀参加了部分座谈会。

  (二)采用专题学理论的方法纳专家学者之言

  刘少奇十分重视理论学习,认为是革命斗争之必需。他虽身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和思想家,但他一直把理论学习列入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日程安排。他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虚心向专家学者请教,以提高学习效率。

  1959年国庆节后,刘少奇因为繁重的工作和长期的睡眠不足,致使肩周炎复发,胳膊不能自然伸直。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带病工作,医生多次劝他休息治疗,也被他拒绝了。有一天,王光美在春耦斋碰见毛泽东,顺便把刘少奇得肩周炎的事告诉了他。很快,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办公厅专门安排刘少奇到海南岛休假治疗。

  刘少奇每次外出考察或休假,都随身携带大量书籍,这次他把一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相关资料带到了海南。11月1日,刘少奇和身边工作人员到达海南琼崖县(现三亚市)。刘少奇在海南岛休息了两天后,就把随从人员召集起来成立学习小组,边学习边讨论。但身边工作人员对于政治经济学知识了解甚少,不利于讨论,刘少奇就给中办主任杨尚昆发电报,请他帮忙邀请两位政治经济学专家到海南岛当辅导老师,指导大家学习。在中央办公厅的协调下,薛暮桥、王学文两位著名经济学专家于11月7日赶到了海南岛。随后的日子里,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总共召开了九次专题讨论会。在第一次学习会上,刘少奇就谈了要求:大家要踊跃发言,有话直说,各抒己见,可以展开辩论;学习会不分上下级,大家都是学员,不要怕说错话;讨论会上讲的话,不要对外宣传。如果要讲,只能当作个人的意见,错了自己负责。刘少奇的这个开场白,既明确了目标,也消除了大家的顾虑。

  此后的日子里,刘少奇集中时间和精力,刻苦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真思考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他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地看,在书上画了许多圈圈点点,如他在书上作过眉批:“政治挂帅,不能不讲经济价值”;讨论时,他又讲了许多独特的见解,他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问题还值得推敲。”对一些难懂的章节,他就请教两位专家反复讲解,直到弄懂为止。

  11月下旬,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从海南岛赶赴杭州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利用休假时间组织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事,深为毛泽东赞赏。毛泽东觉得这个办法好,也带了一些同志到上海住下来,阅读讨论苏联的那本教科书。接着,周恩来、李富春约了国务院的一些部长一起住到广东从化,把这本书认真地读了一遍。一时间,中共中央高层领导研读政治经济学蔚然成风。大家都希望通过看书学习,进一步总结经验,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采用聘请通讯员的方法纳农民兄弟之言

  聘请农民通讯员是刘少奇首创的一种工作方法,不但调动了农民朋友的积极性,同时也疏通了中央与基层的信息反馈渠道。

  刘正山是刘少奇大哥刘墨卿的孙子。1953 年 7 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正山暑假回乡前,刘少奇交代刘正山一项任务,回乡后为他找几位农民“通讯员”,经常向他反映农村的情况。刘少奇希望他的农民“通讯员”是真正的翻身农民,种田的行家里手,又敢于讲真话。刘正山回乡后,没有自作主张,而是找到了乡农会主席王升萍,请他拿主意。刘少奇要在家乡约请农民“通讯员”的消息传开,乡亲们奔走相告,纷纷推荐提名。

  名单汇集到农会主席王升萍那里,经过反复协商比较,筛选,最后确定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邓子卿作为刘少奇的农民“通讯员”,直接向他反映农村情况。

  暑假结束,刘正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四位农民“通讯员”的遴选经过。乡亲们的热情和慎重使刘少奇十分感动,他便亲拟了一封电报,邀请四位农民“通讯员”到中南海作客。

  9 月 15 日,农民“通讯员”抵达北京。他们刚在招待所安顿下来,就有一名工作人员前来邀请,带他们去中南海。车子七拐八弯,在一幢青瓦红梁圆木柱子的房子前停下,推开车门,只见刘少奇和王光美和蔼可亲地站在门口迎接,跟他们一一握手。

  谈话是从乡亲们的家常事开始的,客厅里欢声笑语。刘少奇随口叫出许多儿时伙伴的名字,问长问短,乡亲们感动不已。刘少奇还问起了家乡的粮食生产、副业经营、互助合作、社会治安等情况。刘少奇最后特别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棍子。希望你们一定做到。”

  此后,家乡的四位农民通讯员与刘少奇建立了直接的通信联系,经常向刘少奇反映家乡的生产生活情况。乡农会主席王升萍同样与刘少奇有直接的书信往来。1955年6月18日,刘少奇给王升萍、邓子卿复信,希望王升萍和其他农民通讯员能写信告诉他一些乡村中的真实情况。他在复信中诚恳地写到:“我们的工作,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完善到一点缺点也没有,问题是我们要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用不断地改正我们缺点的方法改进我们的工作。”

  刘少奇的肺腑之言,感人至深,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一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改进国家机关工作所做的艰辛努力。1961年刘少奇回乡调查时,也把这几位农民“通讯员”请到家里,从他们那里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为进一步探明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找到了答案。

  刘少奇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他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佐证。

  二、深入基层,俯首躬身察民情的工作作风

  刘少奇大头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他曾提出要把调查研究作为“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他挤出大量时间行走在农村、穿行在东北林区、跋涉在边疆军营,问计于民、还绿于山、送暖于军,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他的风范铭记人民心中。

  (一)行走在贫穷饥饿的湖南农村,问计于民

  由于 “大跃进”的失误, 1959年至1961年间, 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农村普遍出现了粮食危机,造成了数千万人因饥饿得水肿病而非正常死亡。为了尽快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 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4月1日,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率先垂范,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与毛泽东羊城话别,回到了阔别近四十年的家乡湖南长沙,踏上了改变中国亿万农民命运的回乡之旅。

  4月2日到5月16日,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机要秘书刘振德先后在宁乡县、长沙县、湘潭县农村蹲点调查44天。

  4月2日上午,刘少奇听取了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工作汇报后,刘少奇指出:“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撘地铺、铺禾草、睡门板,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4月3日,当开往炭子冲的吉普车经过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时,看到“万头猪场”的标语后非常欣喜,立即叫驾驶员停车。当他走进去一看,里面只有三头饿得哄哄直叫的老母猪,他意识到浮夸风非常严重,决定住下来“解剖麻雀”,在养猪场的饲料房里一住就是七天。

  为了解农村真实情况,他推迟了回家的计划。4月12日,刘少奇在张平化的推荐下,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进行为期18天的蹲点调查。开始谁都不肯讲真话,刘少奇为了消除群众顾虑,开导大家:“讲错了也不要紧。好就好说,坏就坏说,实事求是。”刘少奇这种诚恳态度使群众深受感动地向刘少奇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5月3日,刘少奇回到了阔别近40年的故乡炭子冲。他拒绝住县委招待所,认为那样把他和广大人民群众分隔开来,不利于了解情况,因此他在自家的老房子里住了六个晚上。白天,他挨家挨户上门走访,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长长的田埂上,低矮的屋檐下,到处都留下了他那清瘦的身影。晚上,他把乡亲们请到家里,问寒问暖拉家常。当他了解到部分农民因为办公共食堂失去了房屋而无家可归时,主动提出自己的旧居停止对外参观,无偿分给六户无房户居住,六户农民在刘主席诚意邀请下住进了旧居。在这里,他认同了儿时伙伴李桂生对“三年困难”时期“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价。

  刘少奇在湖南农村的44天调查,获得了农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为中央进行经济政策调整提供了可靠依据。

  (二)穿行在高温湿热的东北林区,还绿于山

  刘少奇对于大跃进时期乱砍滥伐树木导致生态恶化的情况深感痛心。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调查时,他看到天华山上看到山林被毁的景象,心情十分沉重。1961年7至8月间,他又马不停蹄地深入东北、内蒙古大小兴安岭林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林业调查。

  去东北林区之前,他找来林业部的负责人汇报情况,深感国家林业形势十分严峻。他严肃地指出:“我们这一代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我们死后都是要受审判的。”

  7月16日,经刘少奇提议,由林业部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单位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一个调查组,自己亲自带队乘火车从北京前往哈尔滨。

  在哈尔滨,刘少奇为了深入了解我国东北林区现状,特别约请了东北林学院教授周重光同行。

  7月20日,刘少奇一行离开哈尔滨,乘坐林区小火车进入小兴安岭林区。刘少奇在简陋的小火车上办公、休息、与林业专家和林区工人座谈。

  七月的林区,气候变化反复无常,一场场大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气温居高不下,潮湿酷热难当,行走在林间崎岖泥泞的小路上,满身大汗淋漓、蚊虫叮咬。年届63岁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身批雨衣、脚踏雨靴、头戴草帽,不顾疲劳地跋涉在崇山峻岭之中。

  7月22日,刘少奇视察了小兴安岭带岭林业实验局胜利林场。他仔细查看了刚刚伐倒的一棵红松,20厘米的直径,整整生长了150年。

  刘少奇仰望着一棵棵拔地而起的红松,不无担心地说:“百年之后,这里还能不能有这参天的红松呵?我们这一代人把它采光了,下一代人怎么办?不但要后继有人,而且还要后继有林啊!”他说:“我们国家的森林资源相对而言并不丰富,如果这些森林被我们采伐光了,不仅后代没有木材用,而且还改变了生态平衡,影响气候,我们不要只享祖宗的福,给子孙造孽。”

  在一个多月的视察中,刘少奇踏遍了大小兴安岭和牡丹江的几个林区。他虽年事已高,却克服各种困难长途跋涉,就飞机播种造林、建立育林场、进行林业科研、开展林木深加工、改善林业工人生活条件等作了一系列指示,为新中国林业的持续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三)跋涉在辽阔荒凉的祖国边疆,送暖于军

  刘少奇非常善于“挤”时间深入祖国的边疆草原,看望和慰问边疆部队战士和少数民族群众,为他们加油鼓劲,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1959年海南休假时的24天里,他专门抽出了两天时间视察海军,慰问守岛官兵。刘少奇非常关注国防建设。有一天他在听取南海舰队的负责同志汇报时,了解到南海岛屿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决定前往看望守岛官兵。11月8日上午,刘少奇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李明的陪同下,乘坐军舰到达海南岛最南端的西瑁州岛和东瑁州岛。他勉励守岛官兵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把小岛建设成为“南海上的一朵花”,并题词鼓励:“海岛是我国军事上最重要的地点,有些还是我国经济上最重要的地区,必须认真地加以经营和坚守。祝坚持海岛工作的同志们精神愉快,工作胜利。”这是刘少奇所到过的祖国版图最南端。

  11月22日,刘少奇在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陶铸及林李明的陪同下,视察了海军榆林基地和海军岸炮147连,并检阅了部队,这是他在海南期间最为正式的一次视察活动。11月24日,刘少奇应海军榆林基地的要求,在所住的“鹿回头”招待所为该部队题词:“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发展我国的海洋事业。”刘少奇是最早提出将国防与海洋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中央领导人,可见其敏锐的政治远见。

  在东北林区视察期间,刘少奇专程赶赴内蒙古边疆,了解草原少数民族情况。8月5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从海拉尔驱车到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公社西博大队视察。当天下午,刘少奇一行来到老牧民都格德木家作客。洁白的蒙古包里整洁明亮,主人请刘少奇和王光美坐到正座上去,王光美却把旗里的领导让到刘少奇身边,她说:“你们坐在少奇同志身边,便于汇报工作。”大家坐下后,刘少奇拿出自己的香烟招待大家。人们紧张而拘束的心情被领袖的亲和与谦逊化解了。

  在蒙古包里,刘少奇向基层干部询问了牧区的生产及牧民的生活状况。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在场的干部:“你们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有喜说喜,有忧说忧。以往我们吃亏就吃在报喜不报忧、说大话说假话上,但这股风的根源在上头,不能过多地责怪你们,今后要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事。”刘少奇问牧民都格杜玛:“你们家有自留畜没有?”都格杜玛说:“有,大小9头。”刘主席说:“这就好,吃肉喝奶都方便了。”

  三、真心实意、雷厉风行解民忧的工作气魄

  刘少奇具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勇气。刘少奇1961年回乡调查期间,顺应民意解散公共食堂;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刘少奇1957年在株洲331厂视察时,提出了“民办公助”改革住房制度的思想,支持工厂与工人合作建房,是从实际出发解决社会问题的又一创举。

  (一)实事求是解散公共食堂顺民意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回到家乡湖南长沙农村进行为期44天的蹲点调查。到达湖南的第一天, 刘少奇向省委负责同志指出: “这次是蹲点调查, 不要影响省委的正常工作。这次调查, 先秘密, 后公开, 先找人个别谈话, 后开各种小型座谈会, 深入民间,深入实际, 既是私访, 又是公访。”

  4月12日, 刘少奇在省委书记张平化的推荐下,来到了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调查,在王家塘生产队一栋不足19平方米的阴暗、潮湿、破旧的土砖房里住了18天。刘少奇一再叮嘱先期到达的中央调查组同志: “搞调查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 不要说假话。我们是为解决问题做调查, 要按照毛主席讲的办, 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不带框框, 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 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4 月 13 日和 14 日,刘少奇在天华连续召开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座谈会。开始征求对公共食堂的意见时,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异口同声地说,公共食堂有优越性,可以继续办下去,只是可以将食堂规模划小一点。刘少奇从他们的言谈中感到,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缚,这些干部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刘少奇没有责怪他们。15 日,他去察看天华大队施家冲生产队公共食堂,当天下午他又邀请生产队部分社员座谈。会议开始时,刘少奇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刘少奇的诚恳态度感动了与会群众,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大家纷纷诉说了公共食堂的副作用。接下来, 刘少奇以食堂问题为中心, 引导大家讨论了供给制、山林、住房以及民主与法制等平日议论最多的热门话题,还给大家描绘了农民兴家立业“十个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蓝图。会场上, 大家争先恐后坦诚谏言, 使刘少奇获得了从队级到社级、县级、地级直至省级干部那里都听不到的真情实况。刘少奇还走访了社员家庭,把群众对食堂的批评归纳为8条,讲给社员听,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4月15日晚, 刘少奇赶到省委蓉园招待所,同中共湖南省委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解散农村公共食堂问题。4月17日, 刘少奇再次回到天华大队, 先后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会、大队总支委员会、生产队干部会、工作组成员会等, 研究解散公共食堂和退赔社员财产等问题。刘少奇在会上反复强调: 解决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从实际出发,真正按照群众的意愿办;必须遵循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方针。在具体操作中, 必须坚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 千万注意不要造成“新的破坏”,直至4月30日,刘少奇才结束了天华大队蹲点调查。

  刘少奇顺应民意解散公共食堂的举措,体现了一位共产党人敢为人民鼓与呼的情怀。他在湖南农村的44天调查,其中33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 先后召开了20多次座谈会, 走访了10多个生产队的数百名群众, 对6个生产队做了详细解剖, 找各级干部、农民谈话100多次, 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 获取了农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 为党中央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和农村政策,解决农民生产、生活问题提供了依据,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人民群众心坎上, 增强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二)坚持真理平反冤假错案还公道

  针对当时基层出现的冤假错案现象,刘少奇谆谆告诫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要回避矛盾、掩盖错误、逃避责任,而应当挺身而出,维护真理和法律尊严,必须做到凡属于冤案,坚决予以昭雪;凡属于假案,坚决予以平反;凡属于错案,坚决予以纠正。要用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立信于法,取信于民。刘少奇根据群众来信来访件所提供信息,及时平反刘桂阳案、齐海湘反革命案和冯国全破坏耕牛案,是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群众讨回公道的爱民之举。

  1960年6月29日,在鲤鱼江电厂当工人的刘桂阳接到了一封从衡阳老家的来信,得知父母和弟弟病危,家里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刘桂阳随即回到家中,情况比信中反映的更可怕,弟弟得了水肿病,生命垂危;爷爷得水肿病已经去世;姐姐的儿子饿死了;姑妈因失去生存信心而自杀;姑妈留下的小儿子没人管,没等到落气就被扔到了河里。饿殍遍野、惨不忍睹。回到厂里,刘桂阳悲愤至极,向厂领导诉说,遭到严厉批评,说她有意污蔑社会主义;想把家乡的悲惨情况反映给党中央,寄出几封信也没有回音。她决定亲自去北京上访。7月22日,刘桂阳取出了所有的积蓄73元钱,买了3张大红纸以及笔、墨。晚上9点多,她趁丈夫上晚班,将红纸裁成了12张小横幅纸,分别写了:“毛主席啊、共产党啊,中央各首长啊,睁开你雪亮的眼睛,瞧瞧农村广大劳动人们的痛苦生活吧”、“消灭人民公社,使城市商店吃的食品随便能买到,使全国人民早点过上更幸福更美满的生活”等12幅标语。7月24日刘桂阳留下了诀别信,登上了北上的列车,26日到达北京。打听了很久才找到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由于不允许她进门,刘桂阳用胶布将标语贴在了国务院门外的围墙上,当她刚走出十多步就被警察逮捕了,在北京市公安局关押审问了几天后,就被郴县公安局来人把她带了回去。随后,刘桂阳被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同年12月,因为刘桂阳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获准保外就医。

  当刘少奇收到该案信访件之后,立即批示公安部长谢富治复核。经公安部和湖南省公安厅重新结论,对刘桂阳作出无罪释放,回原单位工作的处理。1961年2月10日,刘少奇再次对刘桂阳案作出批示:“同意湖南省公安厅对刘桂阳案件的处理意见。将此件寄湖南省委,建议张平化同志找刘桂阳同志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她所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省委宣传部编发了一个叫“刘桂阳精神”的宣传小册子,号召全省人民向刘桂阳学习,如实地向党中央反映基层的情况。6月,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亲自到鲤鱼江电厂与刘桂阳谈话。

  刘少奇在1961年4月回湖南农村考察期间,也没有忘记刘桂阳一案。有一天,他向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询问刘桂阳案件落实情况,得知已经撤销对刘桂阳的判决并报省委和公安部后,深有感触地说:“根据什么判她的罪?法律有这一条?无非是根据她写了反动标语。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还相信党中央,这能说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她对公社的认识上有错误,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但这不应该判罪。”

  (三)民办公助探索住房改革保安居

  刘少奇是最早探索住房制度改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1957年3月,刘少奇在湖南株洲331厂视察时,针对当时住房问题上存在的弊端,提出要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打破国家包揽的局面,并要求该厂先行试验。

  1957年3月25日,刘少奇到达株洲,先后在331厂、市委机关大院、601厂、株洲麻纺厂等单位考察指导工作。

  刘少奇在参观了331厂的车间之后,亲自到职工生活区,察看职工宿舍和食堂,并先后听取了工厂、湖南省委、株洲市委的汇报。

  刘少奇听取工厂汇报后,对工厂职工“自建公助”住房很感兴趣,认为这是解决职工住房困难的好办法,表示给予支持。

  所谓“自建公助”,就是由职工在厂区自主建房,厂里给予一定补助。当时员工大多数都是单身,住集体宿舍。随着年龄的增长、结婚生子,住房问题成了工厂的突出矛盾。有些职工节衣缩食积蓄资金,在工厂周边借用农村丘岗山地,因陋就简地自建住房,工厂通过对建房户给予适当补助,而且形成了一个“自建公助”住房的实施办法。

  刘少奇指出: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国家对于职工住房问题,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今后,集体宿舍还是应该由工厂解决,家属宿舍工厂不能再盖了。“凡是青年工人要结婚的,都要他们参加房屋合作社,自己盖房子。我看青年工人能办到。”“自己盖房子,就会节省多了,不仅土坯房子可以住,就是杉皮房子也可以住。工人自己盖的房子,一辈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属于自己所有,将来如果调动的话,还可以出卖、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刘少奇要求331厂“先行试验一下,这是方针性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求得解决”。

  331厂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进一步探索了职工住房改革,并将其经验材料送到了北京。刘少奇审阅后,即批送《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刊出。当然,由于极左路线影响导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入困境,“自建”与“公助”都因失去经济基础而没有继续。刘少奇当年的改革思想对现在的住房制度改革仍有很大启示。

  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从来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刘少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心系百姓,广开言路、从善如流;他躬身实践,深入基层,注重调查;他求真务实,敢于担当,雷厉风行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他把“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无限敬仰。

  当前,我国既迎来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进入了问题交织的社会矛盾凸显期,执政党面临着一场新的挑战与考验。学习和弘扬刘少奇亲民情怀、爱民理念和深入扎实的群众工作作风,将给我们巨大的帮助和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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