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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群众路线 听群众意见 解群众难题—刘少奇的四十四天
作者:罗    雄
 发布时间:2015-09-29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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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

  在刀光剑影、枪林弹雨、白色恐怖、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刘少奇先后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汉冶萍产业工会总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委员长,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全总苏维埃执行局长,苏堆埃政府劳动部副部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筹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兼新四军政委。

  从1943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起,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自由幸福付出了毕生精力,作出了卓越贡献!刘少奇的光辉思想、高尚品格、崇高风范永远铭记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中,他用自己的言行矗立起一座人民公仆的丰碑。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在湖南农村的44天调查,是一次改变中国亿万农民命运的回乡之旅,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克服困难、化解矛盾、走向辉煌搭建了一座桥梁,举起了一面旗帜,树立了一根标杆;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认识不足、经验不够,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误,导致全国性的生产不足、物资溃乏,农民缺衣少食、贫病交加,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困难面前,党中央、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1961年1月20日,八届九中全会刚刚闭幕,毛泽东致信田家英,指示成立三个调查组;陈伯达带一个组去广东,田家英带一个组去浙江,胡乔木带一个组去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每个组用10天至15天时间各调查1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差的生产队,三个组在广东会合后听取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纷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中央到地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迅速行动起来,调查研究蔚然成风,为统一全党思想认识、调整国民经济计划、重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停办公共食堂、扭转困难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真心实意走基层的情怀

  1961年4月1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刘少奇与毛泽东羊城话别,携夫人王光美一道,轻车简从,回到了阔别近40年的家乡,先后在宁乡、湘潭、长沙三县进行了为期44天农村调查,其中33天吃住在农村,总共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上百次地和农村基层干部、社员群众谈话,做了6万多字的调查笔记,为党中央及时纠正工作失误、合理制定方针政策、解散公共食堂、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问题提供了决策依据。

  刘少奇把回乡调查看成是向群众学习、向群众请教、同群众交心的机会,他带着对农民群众的淳朴感情,真心实意地视群众为衣食父母,拜群众为师,向群众问计,为群众解难。他在1961年4月13日的长沙县天华大队干部和工作组会上诚恳地说:“这次调查,是我们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到底是你们帮助我们、帮助中央,还是我们帮助你们?第一,是你们帮助我们;第二,才是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帮助县委、省委、中央,那中央的政策、省委的政策、县委的政策就不会正确。所以,中央也好,省委也好,县委也好,要靠你们帮助,也就是说要靠老百姓的帮助。”足见刘少奇谦虚谨慎的态度和体恤民情的胸怀。

  刘少奇还用商量的口气跟大家和言细语的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央不知道写得对不对,看哪里写得不对,哪里写多了,哪里写少了。以前中央写一些东西,发一些指示,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常常发生错误,这次就来征求你们的意见。”直截了当向大家表明此次调查的目的。

  他在调查中,既不搞蜻蜓点水,也不搞走马观花,而是脚踏实地走向社会最基层,走进寻常百姓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稻田、在菜地、在山坡、在农舍,平等地与农民交心通气、嘘寒问暖,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和尊重。

  在湖南农村的44天调查,63岁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身披棉大衣,头戴蓝布帽,脚穿胶鞋,手撑雨伞,跋涉在家乡的泥泞小道上。

  1、路宿养猪场

  1961年4月3日,阴雨绵绵,寒风凛冽,刘少奇乘坐的吉普车从宁乡县招待所出发,驶向他魂牵梦绕的炭子冲。

  刘少奇自一九二五年长沙蒙难,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家探望母亲之后,为革命东奔西跑、南征北战,一直没有时间回到家乡,游子思乡情切,那种心境可想而知。

  当汽车行至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时,一栋青瓦屋顶的土砖泥墙上,一行醒目的“万头猪场”石灰标语映入眼帘,刘少奇见此顿感兴奋,急于看到农村大好形势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立即叫司机停车。当他走进猪场一看,只有两头如饥似渴的老母猪,见来人乱

  轰轰的嚎叫不停,心里一阵冰凉。刘少奇在每间空空如也的猪舍转了一圈之后,沉重而又果断地说,今天我不走了,就住在这里搞调查。猪场里臭气薰天、门窗透风、屋面漏雨、地面潮湿、到处蜘蛛织网、老鼠乱窜,工作人员在劝阻未果的情况下,只好纷纷动手打扫卫生准备安营扎寨。为了搭地铺,工作人员跑了几里路才凑合着找到铺床的稻草,勉强将养猪场一间破烂不堪的饲料房改作了“总统府”。就是在这一间破旧的办公室兼卧室里,国家主席刘少奇一住就是7天7夜。在“鱼米之乡”的家乡,找一捆铺床的稻草却非常困难,刘少奇意识到,农民吃饭已成了问题,比他预料的情况更加糟糕。

  在空旷的田野,刘少奇看见一名衣裳褴褛的小孩在挖野菜,主动上前打招呼,“小朋友,在割猪草呀?”小朋友含着委屈的眼泪气冲冲地说:“你才是猪咧”。经刘少奇细心追问,才知道小孩是在挖野菜充饥。

  在东湖塘公社的日子里,刘少奇看到的是满目萧条的景象,山上的树林被砍光,上等的稻田被挖作鱼池,春耕临近无人下地干活,卫生院的水肿病号人满为患,当刘少奇向社员了解情况时,个个都“饿着肚子装温饱,睁着眼睛说瞎话”,异口同声形势一派大好,刘少奇与省委书记张平化商量,决定改变调查策略。

  4月8日下午,刘少奇一无所获得地告别了王家湾养猪场,近在迟尺而不入家门,却带着王光美去韶山参观毛泽东同志旧居,到湘潭市郊农村调查并看望水肿病人。

  2、蹲点王家塘

  无巧不成书,刘少奇一生与这个类似的地名有缘,延安王家坪,东湖塘王家湾,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王家塘。

  到1958年秋天,全国农村办起了三百九十多万个公共食堂,四亿多中国农民迫不得已放弃富足而温馨的生活方式,一窝蜂地在公共食堂吃起了大锅饭,过上了“共产主义新生活”。由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泛滥成灾,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危害,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罕见的大饥荒在中国大地蔓延。

  1961年4月2日,刘少奇到达长沙的第二天,就召集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研究下乡调查,刘说:我们这次调查先秘密后公开。先个别找人谈话,后开各种小型调查会。深入民间,深入实际,既是私访,又是公访。回家乡是个好办法,熟悉情况,可以了解好多真实情况。

  刘少奇选择天华大队蹲点调查,是因为当时天华大队是全省出名的“红旗大队”,是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的联系点,党总支书记彭梅秀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地宣传这里的粮食连年增产,“公共食堂”越办越好,社员生活象芝麻开花节节高。因为胡乔木同志作中央调查组长挂了名而未到任,以人民日报社副社长胡绩伟为代组长的中央调查组已于元月5日先期进驻了天华大队,听汇报说该队的生产、生活搞得那么好,刘少奇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持续低温的倒春寒笼罩着天华大地,淅淅沥沥的斜风细雨下个不停,农民在饥寒交迫中等待春耕。1961年4月12日,刘少奇从长沙市来到天华,首先召开大队党员干部座谈会,但这次座谈会出师不利,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带头发言,大讲特讲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种种好处,其它与会人员都心领神会地与党总支“保持一致”、随声附和“唱赞歌”。刘少奇到达天华的当天,应邀到公共食堂就中餐,餐桌摆上了红烧肉,社员每人一钵白米饭,有“过节”的气氛。细心的刘少奇看到社员们吃饭时狼吞虎咽的样子和营养不良的面容,重重疑虑涌上心头,一言未发。

  这次座谈会之后,刘少奇决定调整调查方式,避开大队干部,只请普通农民来参加座谈。当时正是春耕时节,社员们都在田里出集体工。为了不耽误社员出工时间,刘少奇采取两人换一人的办法,由工作组的同志去替换在地里干活的社员谈话,分两批共请了16个人到他的驻地开座谈会。

  刘少奇在座谈中谦逊地对大家说:今天请你们来谈话,耽误了你们出集体工,我们的同志不会干农活,今天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你们半天。今天请你们过来谈一谈话,听听你们的意见,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六十条,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定,问问你们的意见怎么样,讲错了也不要紧,讲错了不批评,也不戴帽子,不辩论,请大家都放开讲。总而言之,要把事情搞好,要为大家好,请你们随便讲话,请大家向我讲真话。

  开始,刘少奇见到了几位只顾抽闷烟而一言不发的农民兄弟,知道了他们心里有顾虑,站起身来,摘下蓝布帽,露出了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在座的社员深深鞠躬,请大家提意见、讲真话、道实情。国家主席的真诚,深深感动了在座的每一位社员。

  第一个发言的是身材魁武的彭五大汉,他直接了当地说:“农村办公共食堂不好”。他一一数落了公共食堂的缺点:把大家都集中起来住在一起,一点都不宽松,自己的屋了空在那里,自留地也不能种。以前种自留地,搞副业,猪、鸡、鸭、蛋、红薯、芋头、豆子都很多,根本吃不完,而现在把公共食堂一办,这些优越性都没有了。肚子吃不饱,做事没力气;大个子、小个子做事都记一样的工分,技术不分高低,搞平均主义,大家一起饿肚皮。

  接着彭五汉的话题,年近五十的彭玉鸿说:看到生产发展不快,许多东西没有了,伤心呀!他说着说着,就哭了。随后,杨运桂跟着说,“要办好公共食堂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学‘张公百忍’”。接着还有小伙子李正球也抢着发言,群众都说公共食堂不好,干部都说公共食堂好,关键是当干部的饿不着。近五年来,全大队非正常死人数上百人,而彭梅秀向刘主席汇报说仅死了十人……在随后的几天调查中,村干部主动向刘主席汇报说:“办公共食堂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

  会后,刘少奇还给王光美专门讲解“张公百忍”的典故。

  这就是中国农村所谓:“红旗大队”的真实情况。

  刘少奇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八天。

  3、回到炭子冲

  1961年5月3日,刘少奇终于回到了阔别近40年的生他、养他、哺育他成长的家乡炭子冲。虽然他归心似箭,但他回乡调查的任务更重;他虽然身处近在咫尺的东湖塘,却不得不三过家门而不入。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养猪场住了七天,在湘潭调查了两天,在天华大队王家塘蹲点调查十八天。当他把参观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有条不紊处理好国事、基本完成了预定的调查计划等最重要的事办妥之后,终于回到了炭子冲。他的到来,确实有点出人意外,一位共和国主席,“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无鬓毛衰”,没有衣锦还乡的风光,没有前呼后拥的气派,没有戒备森严的警卫,他是选择在夜幕降临的黄昏时候,悄悄地回家,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朴实、寻常。

  他乘座一辆嘎斯69吉普车,脚踏一双胶鞋,身披一件棉大衣,头戴一顶蓝布帽,手撑一把油纸雨伞,紧紧拉着王光美的手,平静而又轻松的跨进了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

  从朝门、到内院,从堂屋、到卧室,刘少奇对身边的光美同志说:“住在家里比招待所好,进出自由,与亲戚朋友交谈方便”。在自家厨房的餐桌上吃饭时,他风趣地对王光美说:“过去女性不能与男主人同桌吃饭,你多幸福哦,妇女半边天了。”一个国家主席,就在这栋普通的农舍里,与父老乡亲、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开会、聊天、拉家常,批阅党和国家公文,接待民众上访,住了整整7天。白天,他漫步在乡村小道,公共食堂、社办工厂、水库工地、人民法院、医院、学校到处都留下了他那清瘦的身影和勤政的脚印。

  他和夫人王光美步行10多里,专程看望同胞姐姐刘绍德,给她送去“5斤大米,2斤猪油,2斤饼干,2斤糖果,9个盐蛋”,临别时,姐姐紧紧握住他的手,眼泪夺眶而出:“老弟呀,吃完了这些,到哪里去找你呀?”因为前一年丈夫得水肿病而亡,心有余悸。刘少奇深情安慰道:“姐姐啊,国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天下的老百姓都在等着加一把米,你要与乡亲们一道同甘共苦、共度难关,日子会好起来的。”

  刘少奇离家返京的前一天,还做了一件看似私事的公事。公共食堂解散之后,很多农民因过集体化生活房屋被拆而无家可归,他要公社党委书记帮他请来6户无房户,把自己家的旧居分给农民居住,农民不肯接受,说旧居经常有外国人来参观。刘少奇耐心劝说:我已交待省委,旧居停止对外参观,如要接待外宾,带他们去韶山参观毛主席旧居。社员还是有顾虑,刘少奇诚恳而又严肃地说:“拜托大家帮我守屋好不好”,这6户农民没有想到在这里一住就是20年。文化大革命中,一批又一批气急败坏的造反派前来冲击旧居,社员们奋不顾身地誓死保护自己的家园,使旧居风采依旧、完好无损。

  1961年5月10日清晨,天还未亮,细雨蒙蒙,刘少奇为了不惊动乡亲们为他送行,悄悄离开了炭子冲……

  二、腑首躬身听民声的作风

  刘少奇回乡调查,为了亲耳听到社情民意,出发之前,他交待身边的工作人员轻装简从,采取在苏区和长征时期搭门板、铺稻草、睡地铺、自带干粮的方式,不打扰农民的生产生活。白天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到公共食堂看厨房、到卫生院看浮肿病人、到田里看庄稼、到农家看老农,用心倾听农民的意见。晚上把农民请到自己的驻地开座谈会,与农民拉家常,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出主意、想办法。他在家乡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调查时,看到万头猪场没有猪,高产粮田被挖作渔池,拆了农民的房子住集体宿舍,收缴农民的生活炊具大炼钢铁,山上的树皮被剥去当粮食等现象,在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社员会上动情地说: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了,回来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大家。

  为了掌握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真实情况,刘少奇总是腑下身子亲耳听、亲眼看、亲身感受。63岁的国家主席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干部社员座谈会上,面对统一口径、封锁情况、不敢讲真话的朴实农民,一声声道歉、一次次鞠躬、一遍遍代表中央承担责任。他走进农民家的厨房揭开锅盖,尝吃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葛根和糠巴巴;拉开农民的衣柜,发现里面空空荡荡,噤若寒蝉;打开农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没有油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符实啊。他躬身农民屋檐下,拨开风干的人粪便,发现里面尽是消化不了的树皮、草根、谷壳等粗纤维,为农民饿肚子度日而内疚不安。

  1、从会计报表中求真象。

  天华大队的一份年度会计报表让刘少奇寝食难安,1960年全大队人口1186人,1324亩粮田,产粮120万斤,上交国家征购粮32万厅,人均可分配口粮742斤,从帐面上看确实是一个红旗单位和粮食高产典型,既然有这样高的粮食产量,这么多的粮食,为什么农民吃不饱呢?为什么水肿病人这么多呢?

  经过刘少奇的深入调查和认真核实,知情人士告诉刘少奇,天华大队有两本帐,上交的报表是应付上头的公开帐,还有一本是实实在在的秘密帐。天华大队1960年实际产粮只有72万斤,为了保先进虚报了48万斤,除去国家征购粮32万斤,人均口粮只有337斤,再除去种籽粮、牲口粮、调工粮、公摊粮,能够给农民糊口的粮食不足半年。

  刘少奇经过认真剖析、仔细分析天华大队“红旗单位”这一典型代表,看清了当时农村形势的本质和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的真象。放高产卫星、撒弥天大谎、图政治虚荣,是导致国民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三年困难时期,“浮夸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粮食高产卫星满天飞。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丰产试验田小麦亩产7320斤;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孝感县长风社早稻田亩产15361斤;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公社建国第一农业社早稻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早稻平均亩产130434斤10两4钱;以至高产卫星记录不断刷新,弄虚作假泛滥成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量是人的胆量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等宣传语言盛极一时。

  2、请农民通讯员说真话

  1953年7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正山暑假回乡。

  刘正山是刘少奇大哥刘墨钦的孙子。离京前,刘正山去中南海看望叔爷爷刘少奇。刘少奇交代刘正山一项重要任务,回乡后为他聘请几位农民通讯员,经常向他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环境和地位的改变,刘少奇同志隐隐感觉到,很难直接听到来自基层群众的真实声音,了解下情全靠间接的听汇报、看材料、读报纸、听广播,而只报喜、不报忧成了惯例。

  刘少奇想与人民群众建立直接的联系通道,请他们经常用写信的方式向他反映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干部作风情况以及农民的愿望、困难和要求。刘少奇希望他的农民通讯员既是真正的翻身农民、种田的行家里手,又是敢于讲真话的老实农民。他对即将返乡休假的侄孙刘正山说:“你是大学生,暑假回乡也作点社会调查,顺便帮我办好这件事。我相信你能办得好!”

  刘正山回乡后,没有自作主张,而是找到了炭子冲大队农会主席王升平,请他拿主意。

  刘少奇要在家乡约请农民通讯员消息传开,靳江河畔的小山村沸腾了,乡亲们把这看作是一件大事、一件好事、一件喜事,人们以空前的热情积极参加推荐遴选。刘少奇提出的通讯员条件由乡亲们具体化了:牛皮哄哄的不要,游手好闲的不要,叫化子烤火只往胯里扒的不要,尤其是漫天撒谎、油嘴滑舌的人更不能要……只有老实本分、发奋生产、大公无私又敢于讲真话的作田人,才有资格担任刘主席的通讯员。

  名单汇集到农会主席王升平那里,竟有十几位之多。经过反复协商、比较、筛选,最后确定: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邓子卿4位,作为特邀通讯员定期向刘少奇主席反映家乡农村情况。

  暑假结束,刘正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4位农民通讯员遴选经过。乡亲们既热情又慎重,这使刘少奇十分感动。此时已是9月初,很快就是国庆节了,刘少奇便亲拟了一封电报,邀请4位农民通讯员到北京面谈。乡亲们收到刘主席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奔走相告:刘主席没有忘记家乡人,共产党看得起咱们种田人!

  9月15日,成敬常一行抵达北京。没有约定,却是一样的打扮:每人不约而同地理了个“运动头”、穿青布裤子、白土布对襟上衣、长条布纽扣、白底黑面布鞋。而且都把竹烟杆丢了,换上了8分钱一包的经济香烟

  在北京站下了车,心头骤然升起了一股刘少奇主席家乡人的自豪感,学着解放军战士走路模样,4人自动排成行,昂首挺胸、阔步行走在北京前门的大街上,以致引行人的注目,以为是来北京观光的少林寺和尚!他们虽然是第一次出远门,但一点也不胆怯。

  宁乡人出差到北京,都是住在翠明庄招待所。当他们寻找老乡介绍的那家招待所时,营业员告诉他们不对外营业,须持有关部门的介绍信方可住宿。成敬常觉得挺新鲜,有意跟服务员搭讪:“我们请刘少奇主席开张介绍信能不能住?”服务员严肃地说:“请你们不要开政治玩笑。”招待所的负责人见这几位年轻人讲话操着湖南口音,关切地问:“你们几位真的没有带介绍信?”

  “没带介绍信,只有一封电报!”说着,成敬常从兜里掏出刘少奇发给他们的电报,接待人员看罢电报内容,即刻把他们迎进屋内,安排他们住下,两人合住一间。刚刚在招待所洗漱完毕,一名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前来通报说:少奇同志请你们现在就去中南海。一辆黑色的轿车载着这些朴实农民,七拐八弯来到中南海一幢四合院子房子前。房子年代久远,青瓦灰墙、圆柱朱梁,一点也不气派,像一幢普通民居,与想象中的中央领导人的官邸相差甚远。刚下汽车,刘少奇和王光美迎上来跟他们一一握手。成敬常跟刘少奇握手的时候心里激动,老半天才生硬地喊道:“九叔,您好!”

  刘少奇微笑着说:“你是成敬常嘛,我在家时,看你这么高”刘少奇比划着,“那时,你叫我九叔嘛!不过在这里大家都叫我少奇或少奇同志,你们还按这里的称呼吧,‘入乡随俗’就不觉得生疏!”

  刘少奇和言笑语把家乡的客人请进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陈设也很简单。西墙有4个大窗户,北墙和东墙有几个书架和文件柜。一对沙发套上白布套,一把滕靠椅显得很陈旧。客人多了,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两把木制办公靠椅。宾主落座后,刘少奇敬烟,王光美泡茶,乡里乡亲、其乐融融。

  交谈是从家乡的人和事开始的,刘少奇还记得许多老朋友的名字,问他们家境如何,身体好不好,谈话无拘无束。刘少奇接着又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成敬常说:“土改后,贫雇农分了田,生产积极性很高。但因家底子薄,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由大队小学王老师整理的,请刘主席过目!”

  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粗略一看了遍,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下情。这次请你们4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经常与我保持通信联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两封信,反映一下乡里的情况,应该不难吧!”

  齐海湘、黄端生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成敬常便自告奋勇地说:“我肚子里装的书也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应付。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块文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你们几个负责收集信息、了解情况,信由我来写!”

  刘少奇又特别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刘少奇和言细语的接着又说:“能够做到就好,这就是我请你们来北京的主要目的,大家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到了首都可以多参观一些地方,开开眼界。过几天有空了,再请大家吃一顿便饭!”

  刘少奇和王光美谦恭地把老乡送出家门。晚上,4个人兴奋得彻夜难眠,大家七嘴八舌神聊了一通宵。

  “十一”国庆节到了,作为刘少奇家乡的农民代表,他们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每人收到一张印制精美的国庆观礼出席证。9月30日晚上,他们通宵未睡,眼睁睁地坐在床上等天亮,等待那幸福时刻的到来!

  国庆节那天,他们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就坐。

  庆典开始了,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人头攒动、载歌载舞,眼前犹如一片欢乐的海洋。此情此景,让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心潮澎拜。尤其是这几个来自湖南宁乡农村的作田汉子,更是受宠若惊!

  成敬常一行在北京参观了一些商场、工厂和名胜古迹,饱览了首都风光。回到家乡后,自觉地忠实覆行农民通讯员的职责。

  “请你们给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件……”这是刘少奇回乡调查时,对公社干部说出的一句最言重的话。

  1961年5月3日晚,刘少奇回到家乡炭予冲第二天,就打听王升平、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邓子卿几位农民通讯员情况。

  进京的4位农民通讯员,其中有一位后来支援工业建设离开了家乡,王升平就顺其自然的补充进来。针对农村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农民通讯员经常在一起商量,然后由成敬常或王升平执笔形成文字,投邮寄给刘少奇。开始那几年时间,刘少奇都能及时收到他们的来信,刘少奇对农民通讯员的来信非常重视,要么亲笔复函,要么托人捎口信以示感谢。自1957年冬天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刘主席和农民通讯员之间产生了误会,中断了通讯往来。

  有一回,公社书记问王升平:“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经常给少奇同志写信?”王升平说:“是呀,我们是他邀请的农民通讯员呀!?

  公社书记严肃地说:“今后,有什么事找公社解决。公社解决不了,也可以向县委反映。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都捅到北京去!

  王升平把公社书记的话告诉了成敬常。成敬常很纳闷:公社书记怎么知道他们给刘少奇写了信,写的是一些“屁大的事”昵?是不是刘少奇把信转到了公社,叫公社解决?如果是这样,公社肯定不会高兴,因为那些信也批评了公社,那么,今后还当不当这个农民通讯员呢?继续给刘主席写信有没有必要呢?通讯员们陷入惆怅。

  农民生产生活情况越来越糟糕,成敬常凭着一个种田人的良知,于1958年4月又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乡里种田瞎指挥搞密植,没有足够的行距和株距,农民想不通,公社就下死命令强迫推行,谁反对就斗争谁。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请刘主席赶快制止。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成敬常十分高兴。这年秋收后的11月,成敬常亲眼目睹公社、大队浮夸风严重,干部虚报粮食产量不靠谱。亩产分明只有400多斤,却报成800多斤,有的还报了1000多斤。如果全国都这么报,国家会遭殃,百姓会受苦。

  其实,从1959年起,农民通讯员写给刘少奇的信,都被当地政府扣押了。

  3、听儿时伙伴道真情

  刘少奇回乡调查时,当他儿时的伙伴李桂生告诉他,三年经济困难是从上至下刮“五风”造成的,不是自然灾害,是人为的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把农民的心里话一字一句地写在纸上、记在心里。他要用这句大实话告诫全党,警惕左倾思想蔓延和“五风”悲剧重演。

  李桂生,宁乡县花明楼人公社炭子冲大队。1904年出生在炭子冲大队罗家塘生产队一户贫寒的农民家庭,比刘少奇小两岁。少年时曾与刘少奇一起上学、放牛和玩耍。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直到刘少奇走出炭子冲、走向宁乡、走向长沙求学、走向全国参加革命。1961年刘少奇回乡调查时,李桂生是安湖塘生产队的耕牛饲养员。5月4日,刘少奇便请李桂生交谈。当李桂生来到旧居时,只见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恭敬地站在门口迎接。刘少奇一见李桂生,便向王光美介绍说:“这是我小时候的同学,看牛、刈草、玩游戏的好朋友!”然后紧紧握住李桂生长满老茧的双手,深情地回忆幼年时代的桩桩往事。刘少奇亲切地说:“你还记得我们一起读书,一起看牛,一起刈草和洗冷水澡的事吗?”李桂生感慨地说:“记得很清楚啊,好象就是昨天的事。”然后,刘少奇又向李桂生详细询问了公社农业生产情况。

  第二天,刘少奇和王光美一道又去李桂生家登门拜访。刘少奇与李桂生交谈了一些农村情况、公共食堂以及退陪问题等。接着,刘少奇在李桂生的陪同下,来到小时候游泳的安湖塘。两人漫步在安湖塘的田硬上,望着一湖碧水和一片粮田而思绪万千。刘少奇问:“李七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塘里洗澡打水仗吗?”

  李桂生高兴地回答:“记得,把牛放在塘边吃草,我们光着屁股跳进塘里摸泥鳅、捉黄鳝,只顾贪玩,忘记了放牛的事,上岸后才发现牛在禾田猛劲吃禾苗,遭到了大人一顿恶狠狠的责骂。”

  刘少奇指着前面一大片鱼池子不解地问:“那里原来不都是上等稻田吗?什么时候变成了鱼池了?”

  李桂生满肚子怨气:“这是大队书记王升平干的好事,说什么要把炭子冲变成鱼米之乡,粮田挖鱼池,锼主意啊!”

  “养了鱼没有?”

  “没有,一丘丘粮田,变成一池池白水,白天晒太阳,晚上照月亮。浪费啊!”

  刘少奇问:“听说,去年干旱得厉害,安湖塘的水干了吗?”

  “没有干,还有半塘水。”

  还有半塘水,这说明干旱并不严重嘛!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有一年干旱,塘底干得可以作晒谷场,但每亩田还能收得三四担谷呀!

  李桂生说:“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都是‘五风’刮得咯样!”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咯厉害!”

  “冒错。”

  耕牛饲养员领着国家主席,行走在安湖塘边的田埂上,边走边说,不知不觉来到了安湖塘公共食堂。食堂里,又乱又脏,灶屋里空无一人。蒸饭的蒸笼,几格架在灶台上,几格搁在地上。吃过饭的钵子堆满案板,做菜吃的莴笋叶子摊满一地。李桂生告诉刘少奇:“食堂炒菜只放盐,不放油,社员吃不饱,做事没力气。”望着眼前景象,刘少奇一阵心酸。

  昔日放牛娃,相逢桑梓地,两人都沉浸在回忆和感慨之中。李桂生并不觉得和他并肩走在一起的是一位国家主席,更像是一位知根知底知冷暖的农民兄弟!

  在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在分析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真实原因时,就采用了李桂生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原话。他认为这句话代表了广大农民对当时农村形势的估价和判断,是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看法,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必须永远记住这段惨痛的教训

  三、实事求是辨真伪的方法

  刘少奇经常告诫国家司法机关不要回避矛盾、掩盖错误、逃避责任,而应当挺身而出维护真理,维护法律的尊严,做到实事求是、秉公执法、公正办案,做到凡属于冤案,予以昭雪;凡属于假案,予以平反;凡属于错案,予以纠正。要用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立信于法,取信于民。

  刘少奇回乡调查,以“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浩然正气平反冤假错案,给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撤职的天华大队原党总支书记段树成摘帽;为因“破坏耕牛案”而蒙冤受屈的冯国全父子平反。批示政法机关复查已判反革命罪正在关押的鲤鱼江电厂女职工刘桂阳反革命案;要求花明搂公社撤销对因张贴“打倒刘少奇”反动标语而被开除学籍的小学生肖伏良处分决定;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刘少奇实事求是辨析真伪的工作方法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

  1、复查刘桂阳冤案

  1960年6月29日,鲤鱼江电厂女职工刘桂阳接到了一封衡阳老家的来信,得知父母和弟弟病重,家里却连买盐的钱都没有。第二天刘桂阳回到老家,情况比信中说的更严峻。弟弟得了严重的水肿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爷爷因得水肿病已经离开人世;姐姐的儿子活活饿死;姑妈因无法生存而自杀;姑妈的小儿子人还没有落气就被扔到了河里。回到电厂后,刘桂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把农村发生的情况反映给党中央的想法油然而生,寄信又怕中央政府收不到,为了可靠,决定亲自到北京反映情况。

  7月22日,刘桂阳取出了仅有的73元工资积蓄。买了3张大红纸和笔墨。晚上9点多,她趁丈夫上晚班,将红纸裁成12张小块,分别把:“毛主席啊、共产党啊,中央各首长啊,睁开你的雪亮的眼睛吧,瞧瞧农村广大劳动人们的痛苦生活。”“消灭人民公社,使城市商店吃的食品农村也能买到,使全国人民过上更幸福更美满的生活。”等内容写在12张纸上。

  7月24日,刘桂阳留下了诀别信,踏上了北上的列车。26日到达北京后,打听了很久才找到国务院的大门。因为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守卫,刘桂阳无法进门,只好用糨糊粘上已写好的红纸标语贴在中南海的红墙上。万万没有想到,刚把标语贴好即被警察逮住了。

  在北京公安局关押了几天,审问了几次,最后通知郴县公安局派人把刘桂阳带走了。很快,刘桂阳以反革命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同年12月,因为刘桂阳有孕在身而获保外就医。过了几个月,郴县县长到电厂找到了刘桂阳,告诉她党中央在关心她的案子,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原来,刘少奇阅读了刘桂阳的案情通报,他即批示公安部向他提供一个专题复查报告。经公安部门再次调查,认为刘桂阳无罪,应回原单位工作。1961年2月10日,刘少奇在报告上作出批示:“同意湖南省公安厅对刘桂阳案件的处理意见。将此件寄湖南省委,建议张平化同志找刘桂阳同志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她所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省委宣传部及时编发了一个叫“刘桂阳精神”的宣传小册子,号召全省人民向刘桂阳同志学习,如实的向党中央反映基层情况。6月,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亲自到鲤鱼江电厂与刘桂阳谈话。

  刘少奇回乡调查期间,仍然挂念刘桂阳案结果。有一天,他向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询问刘桂阳案情,得知已经撤销对刘桂阳的判决,深有感触地说:“根据什么判她的罪?法律有这一条吗?无非是根据她写了反动标语。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说明她还相信党中央,这能说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有错误,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但不应该判罪。”

  “文革”开始后,刘少奇被打倒。1968年9月8日,刘桂阳重新收监。1969年3月16日,资兴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军管小组对刘桂阳作出了维持原判五年、加判有期徒刑5年,共10年的判决。刘桂阳不服,上诉到郴州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9年9月21日,二审撤销了一审判决,但判决维持刘桂阳的第一个五年刑期,扣除已执行和关押的日期,剩余刑期监外执行。从监狱回家后,刘桂阳失去了工作。1979年3月3日,鲤鱼江电厂根据刘桂阳的请求,向资兴市人民法院送交了一份建议重新复查刘桂阳案件的报告。资兴法院第二天立案审查,3月13日作出了宣告刘桂阳无罪、建议恢复工作的复查报告。4月4日,郴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资兴法院的复查报告正式判决,撤销刘桂阳的有罪判决,重新安排工作。

  2、纠正冯国全错案

  刘少奇回乡调查时,亲自在天华大队纠正了一桩错案。1957年2月,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饲养员冯国全养的一头耕井突然病死,经解剖在腹中发现一根三寸多长的铁丝,当地政法部门草率地认定是饲养员把铁丝钉进牛肚,作出了“破坏耕牛”的刑事结论,残酷地对当事人进行批斗和监管。

  刘少奇听了案情汇报后,要求公安部门重新调查,不仅要调查当事人,还要向老兽医和专门学过这种医学的人请教。刘少奇对公安部门的负责人说:“你们想想看,牛皮那么厚,牛劲那么大,它能那样俯首贴耳地任人将铁丝钉进自己的肚子里?请你们调查清楚后给我写个报告,好不好?”

  刘少奇从中察觉到,有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办案马虎,对普通老百姓的政治生命不负责任。

  经过认真复查,这头耕牛是天华大队买来之前,被一位年幼无知的玩童把一根铁丝用草料包起来喂给牛吃,看看牛能不能嚼烂铁丝,导致耕牛病入膏方,最终因胃出血死亡,并非饲养员蓄意破坏耕牛。确凿的证据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湖南省公安厅为冯国全父子平反,并向湖南省委和公安部印发了《关于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陈述了这一案件的全过程,还当事人以清白。

  刘少奇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对类似案件的重视,于7月1O日批示公安部长谢富治:“各地如冯国全这样的冤案还是有的,应由各地公安政法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并批示此件发至县以上公安、政法部门阅读,对各地近几年来所有由于死牛胃内、肺内发现铁丝、铁钉等而定为“破坏耕牛”的案件,都进行一次认真清查,以便使政法部门作出的结论符合实际。

  3、解除肖伏良处分

  有一天,刘少奇在炭子冲旧居前的小道上散步,发现一根电

  线杆上贴着一张小标语,上面写着:“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刘少奇仔细观察,字迹歪歪斜斜,笔画稚嫩,应该是未成年人所为。回到住地,刘少奇交代工作人员:标语贴了就贴了,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小题大做。如果有可能,倒希望见见这位小朋友。没多久,案子就破了,标语出自花明楼小学四年级学生肖伏良之手。

  事情发生后,花明楼小学校长提出三条处理意见:一、开除肖伏良学籍,交司法机关处理。二、班主任郑淑梅管教不严,追究政治责任。三、对全校学生作一次摸底排队,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将破案经过和处理意见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听后摆手说:“不要开除学籍。小孩子吃不饱饭,有怨气,我是国家主席,当然有责任。至于校长、班主任,更不要责怪,怎么能怪他们呢?我倒想见见这个肖伏良,他写的那个条子,一定事出有因!”

  大队干部很快把肖伏良带来了。刘少奇诧异地对他说:“怎么,是你?一个小不点儿的孩子!”肖伏良抬头一看,眼前是一位和蔼可亲、白发苍苍的老人,恐惧感稍有缓解,便不假思索地说:“您就是刘主席呀,我不反对您了!”屋里的人都笑了。大队干部训斥他:“你写反动标语是要坐牢的,你知道吗?”“什么,还要坐牢?”肖伏良顿时哭了起来。刘少奇对李强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请你告诉学校,校长不要检查了,班主任也不要停职反省了。有意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今后谁还敢说真话呀!”刘少奇微笑着把肖伏良拉到自己身边,亲切地说:“小朋友,不要哭,怎么会叫你坐牢呢?那是人家故意吓唬你的。你说说心里话,你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

  年幼的肖伏良含泪道出了真情。他和妈妈在公共食堂吃饭每餐只有三两老秤米,实在吃不饱。妈妈自己忍饥受饿,把饭留给儿子吃,却因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儿子为了让妈妈吃一餐饱饭,趁食堂无人偷了一钵饭,结果被食堂炊事员发现追了回来,还挨了一顿毒打,肖伏良听说刘少奇回家,只好用写标语的方法出气 ……

  肖伏良说罢,静静地等待着刘少奇的发落。刘少奇却没有责备他的意思,耐心地问:“照你这么讲,是公共食堂不好咯?”肖伏良回答:“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刘少奇笑了,说:“好了,好了。这恐怕是我们下乡以来听到的最没遮掩的真话了!光美同志,你说是不是?”李强目睹了这一幕,内疚地说:“少奇同志,我们的思想方法也许有毛病,一开始就把这件事当作大案来办!”刘少奇很尖锐地对李强说:“老百姓总是有牢骚才发,干部该骂才骂嘛。动不动就批斗、判刑,哪个还敢讲真话?少一点惩罚,多一点体恤,才会有人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四、理直气壮解难题的魄力

  刘少奇总是带着问题搞调查,理直气壮解难题。能否办好公共食堂,是当时全党争论的焦点,也是回乡调查的重点。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全国掀起了大办公共食堂的热潮,“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谁反对办公共食堂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当时的舆论导向。经过深入调查和反复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公共食堂确实难以为继,用农民的话说:如果公共食堂继续办下去,会导致“人死路绝”。

  1961年4月19日,刘少奇在天华大队召开的工作组和大队干部会上说:“公共食堂可以办,也可以不办。办得好就办,办不好就散。不办公共食堂还是社会主义”。刘少奇替农民说出了积压已久的心里话,一石激起千层浪,四面八方闻风而动,天华大队食堂散了;广福公社的食堂散了;长沙县的食堂散了;全国的食堂散了。

  为了避免在解散公共食堂过程中出现新的混乱,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刘少奇于4月22日在天华大队召开的工作组汇报会上指出:“解散食堂已经有风了,要加强领导,现在还是讲‘退’不讲‘散’”。刘少奇在会上肯定了县长李满成汇报的蒿叶塘生产队解散公共食堂的六条保证:第一,不影响当前生产。第二,不妨碍集体经济。第三,不造成新的损失。第四,生产队的干部和党员在分伙帐的时候不自私自利,要公平合理。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要处理好,互相之间的东西通过协商解决。第五,生产队长、事务长在食堂未分伙帐以前要负责管好生活、结清账目。第六,对困难户要妥善安置。

  刘少奇还指示省级供销部门速调运一批锅、灶、煤、柴、米、油、盐、碗、刀、铲、水壶、筷子等农民急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按需发给农户。

  刘少奇还与省委负责同志一道,就有序组织农民生活物资供应,制定按劳分配政策,巩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及社办企业、手工业经济;倡导领导干部民主作风;强化基层党员服务意识;在公社建立基层派出所、法庭方便农民上访告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布署,向全省推介长沙县组建基层法庭、解散公共食堂的试点经验和天华大队的具体做法。

  1、为右派摘帽

  刘少奇在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与群众的接触中,得知有一个叫段树成的人,为人正直,办事能干,是天华大队原来的党总支副书记。因为他敢于讲真话,在工作上同总支书记彭梅秀有分岐,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被撤销职务。刘少奇决定找段树成谈话。

  4月18日,刘少奇将段树成请到驻地,段树成如实向刘少奇汇报了许多情况。天华大队的粮食产量、养猪数量、工分价值、水肿病人数等都是虚报的。社员口粮按老秤计算一天只有七八两,不够一餐吃。全大队得浮肿病的人数超过100人。天华大队是全省的先进单位,经常有人来参观,为了保先进,上面还给了补贴;因为办公共食堂,天华山上茂密的树木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大队有一个篾席厂,是大队干部的吃喝点,为了掩人耳目,经常晚上去吃喝,当然不会得浮肿病。刘少奇对段树成反映的情况很重视,还要他以后参加大队干部会议,有什么意见可以在会上讲出来。

  段树成在旧社会苦大仇深,是土改根子。他为人坦率,说话从不转弯抹角,办事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强求别人理解,想干就干,没想到这样做却惹了麻烦。

  那是两年前的这个季节,公社指示“大搞经济作物区”和“专业生产片”,指定天华大队把连片的稻田改种棉花。段树成认为王家塘附近一片“冷浸田”种棉花不合适,种下去后连种子也收不回,于是顶着压力、自作主张还是将这片田种植水稻。

  当他看到天华大队的山坡上新开垦的梯田种茶间距太宽,浪费土地,便安排社员套种红薯,以期增收杂粮,解决社员饿肚子的问题。竞有人借此事小题大作,向上级告状:这梯田一层层,茶苗一行行,整齐划一,让人参观多好看!干么要套种红薯?是有人故意破坏专业化茶叶生产,给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抹黑。

  段树成对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而引发的乱砍滥伐山林十分

  反感。他望着一座座青山被“剃光头”、一丘丘稻田改成“旱地”而大声疾呼:“不能再砍树了,不能再废地了,这样砍下去会让子孙后代喝西北风。”于是又有人批评他是故意与“总路线”、“大跃进”作对。

  以上三件事成为段树成反对“三面红旗”的把柄,受到撤职与监督劳动改造的惩罚。说到这里,段树成伤心和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刘少奇轻轻地拍着段树成的肩膀,安慰他:“那都是做的好事嘛,你不要急,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会给你作出公正结论的。停顿片刻又说:“划了‘右倾’,也不要紧,实践证明你不是‘右倾’,何况‘右倾’也可以摘掉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我也戴过,我比你戴的时间还要长,后来证明不是,就取掉了嘛!一个党员,只要忠心为党工作,总会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理解。”

  谈话结束时,刘少奇勉励段树成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出来工作。

  不久,段树成经群众讨论和公社党委研究,摘掉了 “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恢复了党总支副书记的职务。

  2、找支书谈心

  刘少奇到天华大队调查的第二天,就召集天华大队干部座谈,诚恳地说:“请你们谈话的时候,要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可以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过去宣传上也有一些毛病,对食堂强调得有一点过分了、过厉害了,不办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了,不是人民公社了,就是资本主义了,实际不是那样。对大家有利,对生产有利可以办,根据情况可以不办,可以大办,可以小办,可以常年办,可以临时办,而这几种都是社会主义。”

  当刘少奇讲完这番话后,天华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第一个抢先发言。她说:“刘主席讲得很清楚,我还是赞成办食堂,食堂的好处很多,从前妇女百分之五十的时间是搞家务,出工很少,办食堂以后,大家都出农业工,部分人进了工厂,比原来增加了收入,所以我主张: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坚决办,积极办,但应自愿。”

  彭梅秀的意思很清楚,天华是省里、县里的先进单位,是有条件办食堂的。见她这样一说,刘少奇顺势追问:“到底是把自愿摆在前面,还是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

  彭梅秀说:“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我们那个食堂8户人家都愿意办。这两天开会讨论‘六十条’,没有找妇女队长参加,她们很有意见。”

  对于彭梅秀的话,刘少奇有些将信将疑,便说:“恐怕妇女愿意办食堂的多一些,应该召集她们开会,听听她们的意见。”

  彭梅秀是天华大队的党总支书记,又是各级树立起来的典型,她这一表态,其他干部也就纷纷表示食堂要坚持办下去,主张办小食堂,并列举了办食堂的种种优越性。

  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调查时,刘少奇对公共食堂的利弊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隐隐约约感觉到这里的干部还是没有讲实话,要是食堂真有那么多的优越性,为什么总办不好呢?对于这次座谈会的情况,王光美回忆说:“在天华大队住下来后,少奇

  同志先听彭梅秀同志的汇报。她讲得头头是道:田地多少,人口、。耕牛多少,灌溉面积、粮食亩产、总产、征购任务多少,食堂、托儿所办得如何好,社员生活怎么怎么好,总之样样都说到了。但对于民情、灾情、退赔等等,她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说什么拆房子不多,已经安排好了;平调款也基本退赔完了。她还坚决主张继续办公共食堂。中间少奇问她一句:‘队里有没有得浮肿病的?’彭梅秀回答说:‘没有,天华没有人得这个病。’少奇本来是随便问问。我们在宁乡、韶山一带看到不少社员因为吃不饱、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就在天华大队我们住的王家塘,也有一户人家得了这个病,我们一起来的同志已经到他家看望过了。现在彭梅秀竟然否认这一点,这引起了少奇同志的疑心。”

  彭梅秀听说刘少奇找段树成谈话后,很不高兴。站在村部前面的大路上骂街,称刘少奇为“刘胡子”,说“刘胡子”一来,把天华大队搞乱了。“‘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贫子的,他竞敢启用右倾分子。”刘少奇并没有把这件事记在心上,彭梅秀是基层干部,又是个女同志,不过是一时的气话。这件事使刘少奇深感了解真实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他多次讲:“她骂我‘刘胡子’,其实我没有胡子,她是要赶我走。我是国家主席,还有公安厅长带人保护着,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刁难。这说明听到真话、调查真实情况是多么不容易!”

  在作出解散公共食堂的决策后,刘少奇便派省委的一位处长找彭梅秀商量工作,但彭梅秀牢骚满腹、避而不见。在刘少奇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后的第二天早晨,彭梅秀竞气冲冲地来到刘少奇住处,当着许多出早工的群众,对着正在室内处理文件的刘少奇隔墙发泄,大吵大闹,粗话连篇,经王光美和许多群众劝阻后才离开。

  面对彭梅秀这样失去理智的举动,群众议论纷纷,有人劝说她,有人责骂她,更多的人担心她:辱骂国家主席后果多么严重呵!彭梅秀会不会被开除党籍,会不会受到处分,甚至会不会蹲大牢。

  彭梅秀撒泼的这天,刘少奇虽然没有同她直接见面,但在室内己耳闻目睹,只是对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微微一笑说了一句话:“她不愿意合作,我们耐心等待吧!”

  刘少奇以大海般的胸怀容纳不同意见,目的是使彭梅秀尽快实现转变。如果彭梅秀思想转变过来,则可以使一大批基层干部得到警醒、受到教育,使农民从公共食堂的苦难中解脱出来。

  彭梅秀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被扭曲了的基层干部:她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像牛一样干事;同时她也爱表扬、爱鼓励、爱面子、爱虚荣。她个性倔强,做事敢作敢为,从不怕别人事后评头品足,也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在她认为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事,即使是上级领导提出不同的意见她也敢顶,但她又不能容忍下级顶她。正是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态,让她做了一些违心的事。当她听到刘少奇准备来天华蹲点时,既兴奋又不安,因为国家主席的到来,将使天华这面“红旗”增添光彩。过去,上级领导,包括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负责人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来到天华,都是按照她的意图参观,听她的汇报,总是对她赞赏加鼓励。久而久之,她便飘飘然、昏昏然、忘乎所以了。这次刘少奇来了,不信任她的汇报,不相信大队干部们统一口径的发言,还背着她单独找干部、群众谈话,这一切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她心中有数,多年以来用“红旗”掩盖的矛盾和问题将会逐一暴露,使她大失体面,积蓄在心中的隐痛一触即发,令她又气又恼,“直筒子”性格终于失去理智,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疯狂奔跑。她公开辱骂刘少奇,可胸怀海量的刘少奇反而客观公正地认为彭梅秀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干部,发生在她身上的问题上面要负主要责任。为了使彭梅秀能够真正认识天华大队存在的问题,并能实事求是地及时纠正错误,他请省委的革命老大姐易湘苏亲自与她谈心解结。

  4月27日这天,彭梅秀的母亲病故,刘少奇嘱咐省委一位领导代他前往悼念,这一切使彭梅秀深受感动。彭梅秀悔恨万分,她无论如何要当面向国家主席认错道歉。

  认错的机会终于来了。4月30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刘少奇来天华大队调查的第十八天。这天,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来到天华,专程请刘少奇参加省会“五一”劳动节群众游园活动。 临行前,刘少奇和张平化以及长沙县委的同志商定,让彭梅秀换一个环境工作,调她到福临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天华大队党总支书记由段树成接任。刘少奇当即把彭梅秀、段树成等大队干部和工作组同志召集起来谈心。谈心会上,刘少奇不是以身居高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口气,而是以同志式的和言细语与他们谈话。

  “在你们这里住了十多天,麻烦了你们。我准备今天回长沙,专门请你们来谈一谈。在这里,我本来是想来了解一些如何制定农村政策的情况,同时针对公共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农民住房问题听听大家的意见,看怎么解决好。中间经过一番波折,不那么顺畅。现在,我看最后还是好。原来我到这里来,也是听同志们讲天华大队好,是一类大队,我到这里来以后,也说过是一类大队。我看,天华大队的确有些工作是做得不错的,是有成绩的。彭梅秀同志,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不是那么很好,就没有缺点了,就没有错误了,什么都是好的,一点缺点、错误都没有,是不是这样?恐怕也不能这样说嘛!也还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过这方面我还了解得不太清楚。”

  “听说彭梅秀同志这几天很着急,着什么急?对就对,不对就不对。成绩就是成绩,不是成绩就不是成绩。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当然,讲好,总舒服一点。但缺点也要让人家讲。如果你是好的,人家说不坏。所以,不要去务那个虚名。过去说得过火,主要不由彭梅秀同志负责。”

  刘少奇说到这里,张平化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主要由省委负责。”

  刘少奇也认为省委过去长期在这里办点,应该首先对天华大队的困难和问题负责,他毫不客气地说:“恐怕主要责任应由上面负,由省委、县委负。当然彭梅秀同志作为一个党员来讲,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但天华大队的同志们不负主要责任。如果自己要作自我批评的话,自己也可以作一点自我批评,也不是一点责任也没有。即使有缺点有错误,不要紧,有缺点可以改正,有错误可以改正。共产党员总要做事情,做工作,工作做得多,不会没有缺点,没有错误的。所以,工作中间发生一些缺点,发生一些错误,不要紧。问题是在于改正,如果坚持不改,就变成大错误了,那就不好。有缺点,有错误,要改正,改正过来,就好了。我想,以后很多事情要由社员作主,由社员当家作主。”

  “我想是这样,虽然有许多错误、缺点,只要你们努力工作,还是可以改过来。我走了,还会有同志帮助你们,但主要是靠你们,靠天华大队的党员、干部和所有的社员同志。靠你们自己,工作队只是帮助你们。什么事情,都要你们自己主动负责,不要什么事情都是工作队怎么办就怎么办。自己拿出主意,拿出决心,工作队只是帮助你们。要向社员讲这些话,共同把这个工作搞好,把天华大队搞好,有利于所有的社员。”

  “在这里住了十几天,要回长沙了,今天同你们讲这么几句,行不行?”刘少奇这翻和风细语、言辞恳切的谈话沁人心脾。

  彭梅秀听罢刘少奇的肺腑之言悔恨交加、声泪俱下地说:“我们天华大队的问题是严重的,我们水平有限,看不到。不是中央这次来,问题发展下去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整个天华大队存在问题不少,这些问题,前一段我认识不够,思想上有毛病,这几天易湘苏大姐、几个(省委)书记对我的教育帮助很大。刘主席很英明,来帮助我们发现了问题。下一次,我向全体党员、干部作检讨,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检查。刘主席、各位书记、易大姐对我的教育帮助很大,我感谢!”

  刘少奇对彭梅秀的转变很满意,接着说:

  “你这个态度很好。作个共产党员,到底是作一年还是作两年?作两年就不作了,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嘛!而是一辈子作下去嘛!作到死嘛!如果是自己的缺点、错误,存侥幸心理,人家不知道,瞒着,也不行,瞒一年,瞒两年,可能瞒着,瞒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不行。二十年、三十年后还得讲的。所以,我们共产党员要下定一条决心,明明知道是坏事,不要去作。至于当好事去作,事作坏了,这个事情不仅是你们负责,中央也要负责,虽然如此,这样的事情还是要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不行。这样的事情,承认错误,人民是会原谅的。问题是明明知道是坏事,还要去作,那就不可原谅了。刚才彭梅秀同志这个态度是好的。”

  谈心会结束,刘少奇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共产党员再一次握着彭梅秀这位年轻共产党员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我作为国家主席,是你的领导,作为共产党员,我们是同志,天华大队工作,有一些好的经验,但问题也不少,要总结,你们要作真正的红旗,向前发展。”

  刘少奇的话像和煦的春风,吹拂着天华人的心田。1961年4月30日下午,彭梅秀和天华大队的党员干部,饱含热泪目送刘少奇乘座的吉普车在茫茫夜色中驶出天华。

  3、为法治奠基

  当刘少奇在家乡调查时,了解到社会治安混乱,冤假错案不断,农民上诉艰难的现状,于1961年4月18日开始,同湖南省政法机关和公安厅负责人多次交流意见,提出了在区乡一级设立派出所和人民法庭的想法。

  刘少奇认为,依法办事难,其主要原因,一是法制还不健全,有些事还无法可依,这是要由中央研究的。二是我们的执法机关都设在城里,群众要告状,就要跑到城里去,不但路远,而且交通不

  便,还要花去不少路费,去一次很难。就是去了城里,东南西北那么大,也很难找到。因此,我建议你们,省、市、县考虑研究一下,以区乡设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庭,这样路近易找,群众告状就方便多了。司法机关办案查明情况、处理案件也及时了。

  调查组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及时同有关部门研究落实。1961年5月8日,省委批转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设置区法庭的报告,要求一区一庭,方便群众,有利生产。

  长沙县于4月底5月初建立了13个区法庭。6月9日,长沙县人民法院写了关于建立区人民法庭的工作报告,并报送刘少奇审阅。刘少奇对报告几乎逐段作了批示,并转彭真、谢觉哉阅。不久全国各地推介长沙县的经验,普遍建立起区人民法庭,这对于调解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农村社会治安问题以及增强干群法纪观念,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密切联系群众等方面,都起了重要极作用。

  4、给农民指路

  公共食堂解散之后,刘少奇及时在天华大队提出了农民兴家立

  业“十个一”的指导思想,即:“一栋好房屋,开门亮窗粉壁墙;

  一套好用具,农具、炊具、副业工具样样俱全;一栏好猪,自养、

  自繁、自食,又有卖;一群好家畜,有鸡、有鸭、有狗、有猫;

  一园好蔬菜,大蒜、韭菜、香葱,品种多样化;一塘好鱼,鲢鱼、

  鲤鱼、鲭鱼、鳙鱼、草鱼水中游;一块好柴山,树大柴多,用柴

  自给;一天三餐好饭菜,饭甜菜香、讲究营养;一人有几套好衣

  服,床单、被帐换洗不愁;房前屋后一片好风景林,棕、竹、桃、

  李样样有,春温冬暧夏天凉。”刘少奇“十个一”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描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蓝图。

  刘少奇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利用调查研究成果,专门作了《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克服的办法》讲话,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的办法;毛泽东在会上专门向与会者介绍了少奇同志的湖南调查,并表示要向少奇同志学习。

  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态,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从来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刘少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刘少奇一生心系百姓,广开言路、从善如流;他躬身实践,深入基层,注重调查;他求真务实,敢于担当,雷厉风行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他把“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作为自已终身的行为准则,不愧为共产党员典范,人民公仆楷模。

  在当前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中,学习和弘扬少奇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作风,对于践行党的“为民务实清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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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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