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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中央苏区时期的经济建设思想及实践
作者:李桂芳
 发布时间:2013-09-02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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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中央苏区时期的经济建设思想及实践

李桂芳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湖南  宁乡  410611

[摘  要刘少奇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十分重视苏区的经济建设,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主要思想体现在:批评“左”的《劳动法》,反对和纠正劳资关系中的“左”倾错误,保护苏区经济的稳定发展;提出要订立适合劳资双方情况的合同并认真履行主张不宜过早消灭私人资本,而要合理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提出富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厂长负责制管理思想;号召工人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积极参加苏区经济建设;等等。他的这些经济建设思想在苏区企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刘少奇  中央苏区  经济建设思想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0903-0037-07

刘少奇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刘少奇对新中国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上提出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却很少了解他在中央苏区时的经济建设思想。其实,他在领导苏区职工运动中,不仅十分注意发挥工会在建设革命根据地和支援革命战争中的作用,而且注意探索和研究与工人阶级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并针对当时中央苏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苏区的经济建设作了大量的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对苏区工厂的领导管理和工业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在中共早期党的领导人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本文试图谈谈刘少奇在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思想。

一、纠正苏区劳资关系中的“左”倾错误,保护苏区经济的稳定发展

1932年冬,受中央派遣,35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秘密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江西瑞金,担任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陈云任党团书记),既领导苏区(这是主要的)、也领导全国的工运工作。

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刘少奇以敏锐的观察力发现苏区劳资关系中的“左”倾错误突出,便坚决予以反对和纠正。当时苏区还允许中小工商业者继续存在,不过从法令上和实际政策上予以了重重压力,使其经营困难。在劳资关系中,苏区政府制定了种种过“左”的规定,突出表现在1931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这部《劳动法》由于受当时“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脱离苏区的实际情况,机械照搬苏联经验和大城市工运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左”的政策。如规定过左的劳动政策,提出不符合实际的改善劳动条件和过高的工资待遇、片面的福利要求、“八小时工作制”、“青工六小时”等条款,这部劳动法总的精神是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谋利益的,但它只适合大城市大生产的范围,却不适合经济落后的苏维埃区域。贯彻这个《劳动法》后,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苏区有的工人无限制地要求增加工资,有的要求厂主发衣服、鞋袜、大衣、电筒等,远远超过企业负担的能力。有的工人长期离开工厂在苏维埃或工会工作,还要雇主支付工资。工人怠工事件也很多,以至有的厂主将产品全部卖完,还不够付给工人工资。这种种情况使苏区一些私营工商业难以经营,甚至破产倒闭,工人陷于失业。为了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当时工会又强迫雇主必须雇用工会介绍去的工人,劳资关系因之更加紧张。

劳资关系实际是生产关系的表现。生产关系的不协调必然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如当时的长汀市,在“左”倾政策影响下,很多资本家逃跑、关门,致使造纸、木船等行业陷入半停产状况。这种情况给苏区经济带来了许多困难。

刘少奇通过调查,很快发现了《劳动法》的弊端,苏区工会和劳动部门工作中的“左”的表现,大多数是照抄《劳动法》的结果。刘少奇不断地对“左”的表现提出批评,并在实际工作中设法予以纠正。

为了彻底纠正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左”的错误,刘少奇深入基层,征求工人们对《劳动法》的修改意见。之后,他以劳动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的身份向党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提出了修改《劳动法》的建议。在张闻天、陈云的支持和刘少奇的推动下,19331015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发《关于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定》,宣布废止“一苏大”通过的《劳动法》,实施修改后的《劳动法》。新《劳动法》修改和废除了原《劳动法》中脱离苏区实际的过高的经济要求条文,纠正了“左”倾经济政策的某些错误,从而使苏区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走上了正轨,使工人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都得以兼顾,稳定了苏区的公营工厂和私人企业,有力地保护、促进了苏区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稳定发展。

刘少奇在指导工会和继续深入调查的过程中,对“左”倾作法在经济建设中的危害,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他连续在全总苏区中央局的刊物《苏区工人》上发表了《模范的工人要求纲领》、《在改订合同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在两条战线斗争中来改订合同》、《停止“强迫”介绍与救济失业工人》等一系列文章,批评“左”倾错误,并说明其危害。在文章中刘少奇指出:“提出使企业非倒闭不可的要求,蛮不讲理的要雇主雇用工会强迫介绍去的工人,企图用强迫介绍来解决工人的失业,过早地消灭私人资本,以及在订合同时没有必要的逮捕资本家等,这些‘左’的错误,是必须纠正的。”[1]P157-158“实现工人的要求,在苏区采用总同盟罢工的方式,是错误的”[1]P159因为这些错误的继续发展,不仅打击了苏区私人工商业,而且使苏区经济和红军供给发生极大困难,严重影响了革命战争的进行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这里,刘少奇把纠正“左”倾错误提高到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发展苏区经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对“左”倾政策的危害相当有力的抨击,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也是罕见的。

根据长期的斗争经验和面对的实际情况,刘少奇要求人们不能只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利益,而应当把工人阶级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从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大局出发来处理劳资关系。他尖锐地批评那种强迫雇主接受失业工人就业的办法是一种“挖肉补疮”的办法。“如是使这个工厂或店铺也变成不能维持,而不得不倒闭下去。这样,工人的失业就更多了,再又强迫介绍到其他的工厂店铺去,再又使其他的工厂店铺不能维持而倒闭,辗转这样作下去,不独不能把工人的失业问题解决,而且会使失业工人愈来愈多,愈难解决。”[1]P151那么,怎样来解决失业工人的问题呢?他提出两项办法:一是从资本家、地主手中筹款救济失业工人;二是要动员失业工人参加合作社、参加革命、参加工人师,为失业工人广找出路,从而正确处理工人与雇主、工人阶级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的关系。

当时苏区劳资关系上出现“左”倾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领导者和具体工作干部不从实际出发,不懂得苏区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比较低下,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实际情形。刘少奇通过调查研究,根据当时的实际提出要订立适合劳资双方情况的合同。这种劳资合同,要根据工人的切身利益,地方的生活程度,雇主的营业情形,以及该项产业的特殊劳动条件等。他还介绍先进典型,以供借鉴。当时,江西木船工人根据工人与企业的特殊情况,实事求是地提出恰当的要求,就被他誉为模范工人的纲领。他还要求劳资合同应规定一些临时办法,并指出,苏区的工商业是处在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并受到敌人经济封锁的困难环境中的,因此,商人的经营受当时条件的影响。所以,合同不能规定得太死,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

从刘少奇反对苏区劳资关系中的“左”倾错误可以看出:第一,必须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有反作用的原理出发,来解决苏区经济建设问题。劳资关系处理好了,才能调动劳资双方的积极性,才能保证和发展生产。第二,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来制定经济政策。“左”倾领导制定的《劳动法》,苏区内一般的中小工商业者在经济上是负担不起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如果一意孤行,只能造成工厂停工,工人失业,从而损害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第三,必须懂得,我们一切政策和行动的目的都是为着发展生产,巩固革命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所以,刘少奇一再要求用说服教育的办法,使工人们了解对私营工商业降低经济条件是为了发展生产,巩固苏维埃政权,维护工人的长远利益。

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刘少奇对“左”倾的劳资政策已有所认识,并力图加以纠正。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二、致力于苏区经济发展的新主张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也是关系到当时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有利于苏区经济的发展。

1提出苏区目前的经济政策,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措施

1933928日,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给湘鄂赣省总工会写信。清楚地解释了苏区目前的经济政策。信中指出:“苏维埃在目前阶段上,应该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区生产,活泼苏区经济。只要资本家不作反革命的活动,遵守苏维埃的法律,应该允许私人资本的营业自由。某些工厂、作坊、矿山,尽可能地出租或出卖给私人来开办。尽可能地利用商业交通,沟通赤白区域的商品交流。工会还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帮助工人组织生产合作社,组织消费合作社及发展生产。”[2]P130

刘少奇和陈云等一起,以很大的精力抓经济建设,采取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和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这些措施,促进了中央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

2.纠正查田运动中“左”的错误,发展苏区农业经济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发展经济对于苏区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搞好土地改革,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好地保卫和建设苏区是很重要的。19336月,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决定,中央苏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查田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指导思想有误,运动期间发生了一些把中农当作富农来侵犯、将富农当作地主阶级来消灭的“左”的错误现象。对此,刘少奇在115日主持召开的中央苏区农业工会12县查田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时,明确指出了在查田运动中发生的错误,要求按照中央政府新的决定来纠正。他要求工会在自己的会员大会上,在贫农团的会议上,来解释中央对于阶级的新规定,对于那些弄错了的中农、贫农、工人,尤其要向他们解释清楚,鼓励他们来拥护中央政府,并按正确的手续变更他们的阶级成分。报告全文发表在12日出版的《斗争》第34期上。在刘少奇的领导下,苏区农业工会努力纠正自身查田运动中的“左”倾现象,为苏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3.探索苏区国营企业生产与管理的科学方法,首倡“三人团”管理模式

中央苏区在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同时,逐渐建立了一批公营的军需企业和厂矿企业。到1934年,包括军工、被服、印刷、造纸、纺织、通讯器材、卫生材料等行业在内的国有工厂已有32个,还有钨砂矿以及其他各种行业的生产合作社。这些工厂和矿山的建立和发展,对中央苏区的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并有力地支援了当时革命战争。

但是,由于这些工厂基本上诞生在战争年代,我们党的主要精力必须放在如何粉碎国民党的疯狂围剿上,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训练得力的管理干部,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还缺乏经验和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在国有工厂,管理上的混乱状况是严重存在着的。这种状况极大地妨碍着工厂的正常生产和发展,并直接影响着根据地的建设。如何管理好已经建立起来的工厂,更好地发挥它们的经济效能,已经成为苏区领导管理机关和工厂管理人员的迫切任务。

刘少奇进入中央苏区后,多次到苏区的瑞金和长汀县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很快了解了当时国有工厂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并有着“许多不可忍耐的状况”,如有“许多工厂尤其是军事工厂每月的生产计划不能完成”,“生产品质劣,兵工厂的子弹,有三万多发是打不响的,枪修好了许多拿到前方不能打”,“被服厂作好的军衣不合尺寸,不好穿,扣子一穿就掉”等等,不一而足。刘少奇发现后,及时与当地的厂长、工会干部及工人谈心,寻找造成这些严重现象的原因和纠正的办法。他强调,要办好工厂,必须制订切实可行的厂规厂纪,完善各种管理制度。

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1934331日,刘少奇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53期上发表了《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针对苏维埃国有工厂在管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刘少奇提出了建立完备的工厂制度、科学地组织与计划生产等管理国家企业的方法,在我国第一次提出建立由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任组成的“三人团”管理工厂,并在厂长负责下,组织工厂的管理委员会,讨论各项工作和提出建议。他指出:“必须把工厂中的完全的个人负责制建立起来。”[1]P179厂长对于全厂的生产与行政,负有绝对的责任,因此他有权力来决定和支配全厂的一切问题。“在不违反劳动法的范围内,关于工资、工作时间、生产数量,以及调动、处分和开除工人职员等,厂长是有完全的权力决定与执行的。但厂长在决定各种问题时,必须事先与党的支部书记和工会的主任商量,尽可能取得他们的同意,配合党与工会的系统来一致执行。但党的支书与工会主任不同意时,厂长有最后决定执行的权力,并同时提到上级机关来讨论。”[1]P179刘少奇认为,要用这种“三人团”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的工厂。对工厂中各科的科长与各生产部门的主任(即工头),也必须清楚规定他们的责任与权力。刘少奇还提出要制订完备的厂规,严格劳动纪律,组织与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热忱,精密地科学地制订生产计划,进行经济核算,采用件工与包工的工资制度等一整套科学管理国营企业的思想与方法。像刘少奇这样对国营工厂的管理提出如此明确、具体而科学的意见,在当时还很少见。

同年4月份,刘少奇主持制定了《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苏维埃国有工厂支部工作条例》等。他提出在工厂的管理中要吸取传统管理的有益经验,还认为“我们现在来管理我们的工厂,不能不从资产阶级的工厂中来摄取一些管理的技术与方法”。这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当时‘左’倾路线和教条僵化思想充斥苏区的情况下,是相当宝贵的。

刘少奇在苏区工作时期的这一套比较系统的关于苏区国营企业生产与经营管理的思想,不仅为完善苏维埃企业管理、发展苏区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社会主义时期国营企业的生产与管理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当时处在战争环境以及左倾错误干扰,刘少奇和《条例》所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

4.号召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动员和组织工人参加苏区经济建设

支援革命战争,满足苏区人民的生活需要,并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物质基础,是苏区经济建设的基本目的。为此,就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发展生产。而人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刘少奇在苏区工作时,就十分重视调动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号召他们要“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积极生产,支援前线。

在调查中,刘少奇了解到苏区的工人以极大的劳动热忱,开展劳动竞赛,主动加班加点,为发展苏区经济、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也发现一些工人存在着消极怠工、损坏公物等不良现象,还出现了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工资待遇、不顾大局地搞片面的福利要求之类的问题,妨害了苏区经济的发展。

针对这种现象,1934320日刘少奇撰写了《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一文。发表在47日出版的《斗争》第54期上,文章向工人们指出:“苏维埃与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已经大规模地组织了苏维埃的工厂企业和合作社企业。”[1]P172你们“现在再不是为地主资本家而劳动了,而是为工人阶级自己、为人类的最后解放而劳动着。这种劳动的性质变换,是我国历史未曾有过的最大变换,你们应该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应该爱护自己的——民众的工厂企业,把自己所有的技能与天才贡献出来,为着发展和巩固苏维埃企业与合作社企业而斗争,而努力生产。”[1]P173文章着重强调:“几千年以来的旧习惯,要在艰苦的长期的教育与斗争中才能消除。因此,国家企业、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会与觉悟的先进的工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提高工人群众的劳动热忱,发挥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同旧的习惯作斗争。”[1]P174文章赞扬了工人们用主人翁的劳动态度,创造的新的劳动形式,如:生产竞赛、生产突击队、义务劳动,以及为苏维埃与合作社工作而自动减低工资等。批评了用旧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用旧的观念来看待民众的工厂与财产。通过教育,工人的觉悟大大提高,树立了主人翁的思想,生产的自觉性增强了,竞赛热潮高涨,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使整个苏区的工厂企业出现了可喜的新面貌。

为了进一步调动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还十分重视解决工人提出的许多日常经济问题。19331210日,他在《苏区工人》第4期上发表《与忽视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作斗争》一文,论述了工会维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刘少奇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工会是在工人群众共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会应经常为保护工人日常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组织所有的工钱劳动者进工会来,活跃工会的组织,教育工人,并提高工人的觉悟与积极性,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1]P167他还批评了一些地方的工会干部忽视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提出了克服这种倾向的具体办法和要求,即把维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工作当成重要的工作来抓,认认真真去了解和想办法解决工人的日常经济要求;不仅要帮助失业和半失业工人解决日常经济利益问题,也要帮助在农村中分了田地的但又存在困难的工人、雇农解决日常经济利益问题;“现在中央政府预备从经济建设公债中拿出二三十万来恢复与发展手工业生产”,必须发动工人来参加这些工作,帮助政府搞建设;要把工人为日常经济利益的斗争与工人阶级的总任务(在目前是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

刘少奇的上述思想,对调动苏区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苏区经济建设,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起了很好的作用。

刘少奇领导的苏区工会还响应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关于“要使工会动员他的会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的号召,积极地动员和组织革命根据地工人参加苏区的经济建设。苏区工人积极开展了无偿退回公债券和购买经济建设公债的革命竞赛,1933年退还公债金额80万元,有力地支援了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会还协同苏维埃政府,组织失业工人举办手工业合作社,互助耕牛站,协助发展农业信贷等,对恢复和发展苏区生产起了积极参与作用。1933年前后,中央苏区建立了32个国家工厂,其他苏区也建立了一些苏维埃的国家工厂。在这些国家企业中,工会提出了“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企业而斗争”的任务,号召工人增加生产、节约材料、改良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劳动纪律,并经常组织生产突击队和生产竞赛,工人常常在八小时工作以外自动延长工作时间一两小时,生产更多的产品,来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

三、开展有效的反经济封锁斗争

蒋介石在准备更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积极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对苏区实行更加严密、更加残酷的经济封锁,妄图加剧苏区的经济困难,彻底摧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国民党军迅即“建立纵深二百六十里封锁线”,并在苏区四周设置封锁区域,在水陆交通要隘设卡检查。

敌人的经济封锁,造成苏区盐、布、西药奇缺,粮食、钨砂、烟、纸、樟脑出口困难,严重影响了苏区的日常生活,影响了红军正在加紧进行的反“围剿”作战。为了保障苏区军民的生活,支援革命战争,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刘少奇响应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号召,和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副委员长兼党组书记陈云等人一起,领导苏区工人群众,积极投入了反封锁斗争。

1.开展对外贸易

在各省工会领导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明确指出:反封锁工作非常重要,工会干部要学会做生意。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于都、会昌、信丰、瑞金等县,都是粮食、食油、生猪、柴火、钨矿等物资的产区。这些物资,都要通过打破敌人的封锁,运到白区去,购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支援红军反“围剿”作战。当时,中央苏区所需要的食盐和布匹主要是靠从苏区以外购进,刘少奇强调,食盐,全苏区至少需要15万斤,布匹需求量也很大。因此,反封锁斗争这项工作刻不容缓。

在同江西工会领导同志的交谈中,刘少奇了解到:为打通赤白两区间的交通,开展赤白贸易,他们在赣县江口镇成立了赣江办事处和江口贸易局,但这两个机构分属全总执行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系统,工作虽互有交叉,相互配合却很少,对发展贸易很不利。为了适应反封锁形势的需要,必须转变这种被动局面,加强领导,统一部署,刘少奇决定在赣江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中共联合支部。随即决定调赣南木船工会委员长兼江西苦力工会委员长王贤选会同赣江办事处、江口外贸局、赣县东郊区委及赣县苦力工会几个单位的负责人潘德贤等共同组成联合支部。还调湖南省木船工会钟魁为赣江办事处主任兼联合支部书记。

就这样,中央苏区全总系统的对外贸易、反经济封锁斗争,便在刘少奇等人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有效地展开了。

钟魁、王贤选、潘德贤等依托赣江办事处为据点,派出人员率领船队,深入白区开展贸易,与私商签订合同,组织物资交流。还积极与国民党粤军陈济棠、十九路军蔡廷锴两部秘密联系,签订互相提供物资协议,并按协议组织运输贸易,扩大了苏区船队活动区域,生意越做越好。

2.疏通河道,建造木船

为了更好地利用瑞金至赣江这唯一的物资流通渠道,19336月,刘少奇决定把苏区的船工和苦力组织起来,疏通河道。

此前,针对日益严重的水路运输迟缓情况,刘少奇曾深入到瑞金基层船队进行调查,和船工们同吃同住,了解沿江两岸木船、竹排、船工和造船工人的数量,考察赣江通向苏区的水路水情。

刘少奇指示赣南木船工会,成立瑞金河流修理委员会,发动苦力工人疏通瑞金河道,把坐落在瑞金武阳区河里的大岩石炸掉,以疏通瑞金和外地的水上运输。在刘少奇的亲自指导下,经过工人和市民的协同配合,一个月内就完成了任务。这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刘少奇还组织造船工人制造了三百条木船,以增加河上的运输量,也增强了反国民党经济封锁的能力。

河道的疏通,船只的增加,改善了苏区的运输条件,交通也方面了。这对于扩大苏区同邻近白区的贸易往来,活跃苏区经济,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起了很大作用。

四、反贪肃腐,遏制苏区贪污浪费之风

1933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少奇查出苏区中央造币厂的会计肖伦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采用欺上瞒下、自造票据、做假账等方法,贪污公款1300多元,还有近千元的其他经济问题。

刘少奇通过这一案件,随即组织人员对苏区工矿企业进行了调查。刘少奇深入了解到,为粉碎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苏维埃区域内兴办了上百个工厂,许多农民、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拥入工厂,工人成分十分复杂,特别是有些从国民党统治区请来或从资本家手中接管过来的技术人员和部分会计人员,未经过严格审查和教育就被安排到苏维埃厂矿企业,有的还担任要职。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恶习不改,生活奢靡,贪污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一个月后,刘少奇在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干部会上反复强调说,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我们苏区不办工厂不行;办工厂,没有文化知识和技术力量不行。但是,贪污腐败不除,工厂企业就会被这些人吞食掉,苏维埃的旗帜,也将被这些人抹黑、推倒。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一方面要号召我们的工人群众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尽快掌握技术本领;另一方面,要坚决铲除贪污浪费,发现一个,清除一个,在我们工人阶级队伍里,绝不允许这种犯罪现象存在。

19333月底,按照刘少奇的安排,全总机关除留下坚持正常工作的人外,其余的分成4个组,分头对苏区各级工会、厂矿企业进行检查。这时,苏维埃中央政府正在根据地内大力开展对消极怠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的群众检举运动。借助这股东风,刘少奇要求各检查组,重点查清以下几个问题:一、检查各级工会行使职责权力的情况;二、检查怠工放弃职责者、侵吞公款有据者、行为乖张为群众所厌恶者、挥霍浪费者、侵犯群众利益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三、重点对财务管理、会计制度进行检查。刘少奇还特别强调,调查要深入、细致,材料要真实、详细;若查出涉及其它机关、部门的人和事,要及时向上级报告;在案情未查清楚,未作出公开处理时,要绝对保密;检查期间,不能影响机关工作和工厂的正常生产。

刘少奇也和大家一起下去对瑞金部分直属企业进行检查。查出中央政府印刷厂副厂长范束林有军阀作风,经常打罚工人;任人为亲,巧立名目自印票据,自己填报,金额多达1700多元;偷印苏维埃公债券1500元,已卖出去一半多。最终,范束林被推上了审判台并被处以极刑。

刘少奇组织的这次工矿企业大检查,共查出中央造币厂、军委印刷所、钨矿公司及省县企业贪污浪费案20多起,有效遏制了苏区工矿企业一时盛行的贪污浪费之风。

总之,刘少奇从1932年冬到苏区,直至193410月随红军长征,在中央苏区工作了一年零十个月。时间虽短,但因他在苏区的实践中对经济工作接触较多,因此,在理论上形成了他的经济建设思想。他的这些思想虽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够系统和全面,但在指导当时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我们现在和今后的经济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此文刊登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上;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标题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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