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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的报刊情缘
作者:孙中华
 发布时间:2013-09-03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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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作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观其一生,历来重视报刊舆论的宣传作用,对报刊总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从1929年到1934年5年时间内,刘少奇担任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编辑委员会委员,创办顺直省委刊物《出路》、指导进步刊物《冰花》、在《工运指南》发表系列文章,指导并关心《苏区工人》。为宣传我党政策、统一党员认识、推动革命发展、纠正“左倾”错误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担任党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编辑委员会委员

1927102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就设在今上海市愚园路弄内48号(今34号)。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5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任主任,并在瞿秋白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1928年1O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布尔什维克》报编辑委员会组成名单,刘少奇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等三十七人为编委委员。《布尔什维克》编委主任由当时党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担任。19311月,李立三被撤去党内领导职务,编委会主任由当时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担任,直至19327月《布尔什维克》正式停刊,共出版552期。

  《布尔什维克》出版52期中有31期在亨昌里418号的14个月中出版,占出版总期数的一半以上。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布尔什维克》刊封面是用“少女怀春”“中央半月刊”“平民”“虹”等刊名作伪装。内容综合广泛:有评论时事、工农运动、中国革命等,并及时登载了党中央许多重要决议、指示和其他文件,发表了研究和探讨中国革命的许多理论文章。刘少奇经常为《布尔什维克》刊撰稿。1928年10月5日,刘少奇撰写《论口号的转变》一文,在111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在群众一切争斗中,口号的作用极大。它包括争斗中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它使群众的精神特别振作,特别一致,发生强有力的行动。因此口号性质的转变及口号的转换,要依争斗实际形势的转变来决定。”文章强调,“当我们规定口号的时候,应该很谨慎地研究各方面的形势,很明确地观察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及当时群众的争斗任务。绝不可单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随便规定出实际上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要求,甚至与群众要求相左的口号。”文章指出:“口号有不同的性质。有宣传的口号,鼓动的口号,行动的口号。行动的口号最后就变成指令。凡代表一个比较长时期的争斗任务的口号,总是要经过从宣传到鼓动到行动的步骤。”文章还指出:“各种行动口号,应该恰如其时地提出,不可过早或过迟。行动口号要极简短,极明显,极通俗,而且是代表普遍群众的要求及心理的中心。”这篇文章开头用短短的一句话将口号在白区群众斗争中的地位、作用高度透彻地概括出来这是刘少奇长期领导白区工作实践经验的理论精华也是党的白区工作历史最独具特色的一页。该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二、创办《出路》刊物,推动了顺直党组织的改造

     1928年3月下旬,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身份到顺直工作。中共顺直省委自1927年8月1日在天津成立时就存在着矛盾,省委在当地共产党员中威信极低,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工作难以进行。在这艰难时刻,面对复杂而棘手的“顺直问题”,刘少奇经过详细调查研究,首先搞清了顺直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极端民主化”倾向的严重泛滥,导致个人不服从组织,下级组织不服从上级组织。二是党内“闹经济主义”,认为中央给顺直党组织的经费太少。为了尽快扭转局面,刘少奇首先找有关同志谈话,积极做政治思想工作,对于一些存在错误认识的同志进行严肃批评,同时将问题如实向中共中央汇报。9月7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最近顺直党内状况的报告》。报告分析了1928年1月顺直省委改组会后顺直党的工作和组织状况,指出省委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指导,机会主义变成了派别的意气的攻击,党内极端民主化严重,有点同志闹经济主义,做工作就要钱,没钱就不干。9月10日、18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并作出决定由刘少奇和陈潭秋分别代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告顺直同志书》和《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10月12日,这两个文件经中共中央通过后发出。

为统一党内认识,刘少奇倡议并出版了党的刊物《出路》刊物的名称,是针对顺直党内部分党员思想中产生的“党有没有出路”的疑虑而确定的。《出路》于11月17日正式出版,为32开,油印本,不定期,于1929年8月31日停刊,共出13期,是一个战斗性比较强的小册子刊物由陈潭秋主编,刘少奇为《出路》第1期撰写了出版绪言,说明出版的目的,指出顺直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出路只有以无产阶级意识去战胜种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决定新的政治路线,建设党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基础。因此,凡关于改造党的意见,集合起来编成这本《出路》,以便同志们研究和讨论”。《出路》的主要内容,是对顺直党组织的出路和如何整顿顺直党组织的问题进行讨论,统一认识,论述党的组织原则,向党员进行党的组织纪律和基础知识的教育,也刊登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前途、共产主义事业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章。

《出路》第二期印出。第一篇文章是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一封信,题目是中央对顺直党改造的路线。在这一期《出路》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同志还署名伍豪,写了一篇《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几个问题的回答》。这是恩来同志刚到天津,同一部分同志谈话之后,为了解答大家对整顿顺直党组织的一些疑问,在《出路》付印之前赶写出来的,文章着重阐述解决顺直党内错误思想的基本想法,以进一步教育全体党员。创刊后,刘少奇非常关心该刊物,重视刊物的宣传,亲自撰写了很多高质量文章。

2月7日,刘少奇署名为赵启在《出路》第五期上发表《革命职业家》一文。文章批评了“革命职业家就是在党内领生活费,因此革命职业家太多了”的说法,认为:凡是他的精力心血通通用之于革命事业,他就是革命职业家。文章指出:作革命的文章,著革命的书,办革命的报纸,在革命的工会办事,他一生的职业,是革命的职业,但他并不要党的生活费,而且还向党交党费。所以革命职业家并不怕多,而是只怕少。 3月5日,刘少奇化名赵启在《出路》第七期上发表《“国民党不给工人好处,共产党要给工人好处”》 一文。 文章说,群众的好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要到,群众的利益,只有群众在不断的争斗中才能保障和增加,共产党不过是在群众中计划争斗的策略和战术,如何才能使群众的争斗切合科学,得到最大的效果和最快的成功,同时领导群众按照已定的计划和策略作不断的争斗。所以,共产党只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参谋部,并不是群众以外的救世主,也不是替群众打抱不平的英雄豪杰,更不能使天上掉下好处来给工人。所以我们应该说,国民党不许工人要好处,压迫工人要好处的争斗,工人应该打倒国民党;共产党领导工人要好处,领导工人为自己的利益去争斗,工人应该拥护共产党。 

《出路》总共出版了13期,刘少奇先后在该刊物上发表了《出路》上发表《“客观环境好,但是党没有出路?”》、《怎样改造顺直的党?》、《错误观念的纠正》、《职运须知》、、坏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等8篇文章,对改造顺直党组织和如何统一认识、开展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出路》的创办,对于提高顺直共产党员政治觉悟与政策水平,加强党的组织观念,推动顺直党组织的改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指导进步刊物《冰花》

《冰花》是1929年7月间由东北大学附中几位学生创办的一个进步刊物。 1929年,东北大学附中的哲学教师刘丹岩在沈阳南门设“绿野书店”,代销和出版各种进步读物。出售上海左翼作家编辑出版的《普罗文学》(“普罗”,法语音译,意为无产阶级)、《辩证唯物史观》《、现代世界观》、《反杜林论》以及《萌芽》、《大众》、《拓荒者》等进步书刊,吸引着许多青年学生。在东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班学习的郭维城、李正文等人经常到绿野书店去看书和买书,普罗文学和革命理论书刊吸引着他们,使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爱不释手。这对他们政治觉悟的提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郭维城曾回忆说:“我们班有位教师叫董袖石,他看我们几位同志接受了进步思想,并且功课也都比较好,就启发和引导我们说:“你们出个刊物吧,我可以帮助你们。在董袖石的倡议和鼓励下,郭维城找了几位志趣相投的同学,有李正文、石璞、范德修、王得印、朱家语、赵殿礼等总共七人,提出创办刊物的事,大家一致赞成,而且热情都很高。为了唤醒更多民众的爱国热情,他们决定筹办一个大众的文学刊物,郭维城作主编,其他人为编辑。经过数日的集资和筹备,这年的初冬季节,刊物就要付印了。在讨论刊名时,有个同学望着玻璃窗上的冰花说:“列宁在俄国革命时,办了一个《火花报》,我们就叫《冰花》吧!”一个同学马上附和说:“好名字,‘冰花’斗雪开,迎接春天来!”于是,《冰花》这个沈阳地区最早的左翼刊物,带着油墨的清香,以它崭新的风采问世了。办刊物需要钱,大家凑,董老师也拿些钱,共凑180元。经过多日的商量、集资和废寝忘食地筹备出版《冰花》最初,《冰花》印刷对开版,周刊,公开对外发售,每份四枚铜板,每期印刷2000份。后来由于供不应求,增印到五六千份,销售面很广,经费完全能自给。到19304月被查封共出了20期左右。《冰花》四周刊一摆上绿野书店(位于故宫附近)书架,立刻引起人们注意,特别是同泽中学等几个学校的青年学生更是争相传阅,不出几天便抢购一空。

19297月,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的派遣,从上海来到沈阳主持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刘少奇非常关心学生运动和东北地区青年进步成长,重视左翼刊物的成长。当他看过几期《冰花》后,感觉是个很进步的刊物,就找到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干事杨一辰,高兴地问:“这个刊物很进步,是什么人办的?与我党有没有关系?”杨一辰说,是东北大学附中的几个青年学生自发搞起来的。刘少奇关切地说:“要善于发现革命的萌芽,对东北这些进步青年要热心培植,帮助他们把刊物办得更好。”刘少奇当即指示杨一辰:“要很快同他们取得联系,把他们组织起来,办好这个刊物。

遵照刘少奇的指示,杨一辰和时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的饶漱石一同来到几东大附中和郭维城谈论办刊物,表示刊物办得好,愿意支持。此后,几乎每个星期杨一辰均来到东大附中和郭维城倾心交谈。杨一辰还具体分析了《冰花》中刊载的一篇篇作品,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据郭维城后来回忆:杨一辰曾说,有两篇文章刘少奇很满意,文笔也好。一篇是《老岭之春》,记叙的是吉林老爷岭一带,地主恶霸对朝鲜人民残酷的压榨和剥削,使他们忍无可忍,奋起反抗进行斗争的故事。另一篇是仿屈原《天问》形式写的《新天问》,指问:为什么穷人终年累月受尽煎熬,仍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劳苦大众受压迫受剥削?为什么剥削者不劳而食,坐享其成?等等。

在刘少奇的关怀指导下,《冰花》这个崭露头角的进步文学刊物办刊方向更加明确了,思想水平也起来越高,成为当时沈阳地区进步作家的文艺园地。《冰花》曾大量介绍进步的文艺理论,歌颂俄罗斯烽火,译制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日益受到追求民主与进步的热血青年的欢迎。满洲省委通过这一阵地,在进步学生中组织起反帝大同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革命战士。大部分编辑人员在党的教育下,也提高了思想觉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04月,满洲省委和反帝大同盟组织不幸遭到敌人的破坏,《冰花》也被迫停刊了。该刊物的发行,宣传了进步的、革命的理论,促进了沈阳地区一批热血青年思想觉悟的提高,并走上党指引的革命道路。中共满洲省委通过这一阵地,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革命战士。据后来曾任铁道部副部长的郭维城回忆说:“《冰花》所产生的作用,到后来我们体会得更深些。”他讲了一个故事:一次,一位担任领导的老同志,同他谈起刚参加革命时的情形,说:“年轻时,有一个杂志叫《冰花》,不知是什么人办的。我参加革命,就是受它的影响。”   

四、连续4期在《工运指南》上发表文章,对职工运动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意见

1931年11月至1932年11月,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在《工运指南》发表一系列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工运指南》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刊物,1931年刘少奇到全总任职后创刊,1933年停刊,不定期出版。

刘少奇以仲虎等笔名,在1931年12月1日出版的《工运指南》第一期上发表了《建立辅助组织问题》一文。在该文中刘少奇提出:工人阶级除了建立基本组织如政党、工会外,还必须建立“辅助组织”,如工人合作社、俱乐部及其他文化的、互助的工人团体等。刘少奇在文中写到:“这些辅助组织,是工人群众在某些利益需要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借着这些辅助组织,可以取得公开半公开的机会,来进行赤色工会所要做的一些工作;可以利用这些团体团结一部分工人,扩大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在这些团体的群众里面和会议上,可以扩大我们的宣传影响,用赤色工会纲领来教育工人,并可在里面吸收会员等;在罢工中或准备罢工时,发动这些组织来帮助罢工。”在同年12月15日出版的《工运指南》第二期上,刘少奇发表了《在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一文。在文中刘少奇提出:“赤色工会要与黄色工会里面的工人群众建立下层统一战线。赤色工会应在群众中提出并广泛宣传自己的独立主张和口号,并善于利用公开来作非常有效的活动,使我们的主张能够广大的普遍的传播到群众中去。上海工联、海总、铁总及天津港等地,工会应出版经常的日报,并保证报纸的发行能够大部分到工人手中。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1932年1月1日,新年伊始,刘少奇在《工运指南》第三期上发表《罢工策略》,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领导罢工斗争的策略思想,提出罢工的要求时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是工人群众的最迫切的要求;二是要简单明了,一切工人都有利益都能懂得,而且是中心的要求,三是要是资本家多少能够答应的要求;四是最重要的要求。”同年1月21日,刘少奇在《工运指南》第四期上发表了《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什么?》一文,指出在黄色工会里面做争取群众的工作,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里面,当着还没有一个或者有几个散漫的赤色工会的拥护者时,我们组织任务就是在这些工会里面建立能够执行赤色工会任务的小组或支部,使之成为我们在黄色工会中活动的核心。在某些黄色工会里面,当着已经有了能够执行我们任务的赤色小组时,我们的组织任务就是团结黄色工会里面反对黄色工会、赞成赤色工会主张的会员群众,组织革命职工反对派。在某些黄色工会里面,已经有了强大的革命反对派时,反对派的组织任务,就是夺取领导权,以改变性质。刘少奇在文章在列举了许多事实后尖锐指出:“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的同志(而且是领导机关的同志)是怎样在把国际决议当作‘圣经’,天天挂在口头上念,可是从来也没有实际去解决它。”

刘少奇所作理论和策略的阐述,是同工人运动的实际斗争紧密联系的。他时刻注视实际斗争的发展,将领导实际斗争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提到理论和策略的高度作出分析和说明。由于受当时中共中央“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刘少奇的在《工运指南》上阐述的许多思想和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但他的论述对指导白区职工运动仍然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对党在白区工作方针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主编《苏区工人》,推动苏区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苏区工人》报作为当年中央苏区的第一份工农报刊,与其他红色报刊一样,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曾先后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报,是一份指导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的主要宣传报刊。苏区工人》从1932年5月创刊至1934年8月停刊,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共出版了41期。第一个阶段是1932年5月在福建省长汀县创刊时,为半月一期,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机关报,共出版了15期,1933年1月停刊。这个时期的《苏区工人》系8开4版,版面基本栏为三栏,石印。报头“苏区工人”系隶书字体,在一版的右侧,占两栏位置。每版侧边常有醒目的宣传口号,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第二个阶段是1933年1月起的苏区中央时期。同年6月,在刘少奇和陈云的主持下《苏区工人》以期刊形式在瑞金恢复出版,恢复后的《苏区工人》刊期另起,仍为半月一期,但已改为16开,以老五号宋体字铅印,报头在右侧,占三栏位置,“苏区工人”4个字改为魏体,并有目录。从第3期起,因受原材料供应困难等条件的限制,不能正常出版,变为不定期。《苏区工人》着重反映苏区职工运动,交流工作经验,指导与推动苏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刘少奇负责主持编撰工作。为了了解工人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听取工人意见,从而引导和启发工人的觉悟,刘少奇先后在《苏区工人》撰写《模范的工人要求纲领》、《在两条战线中来订改合同》、《在订改合同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停止“强迫介绍”与救济失业工人》、《与忽视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作斗争》、《每个工会会员加入赤少队去》等文章。陈云则在《苏区工人》发表了《怎样订合同》、《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中我们所作的错误》等文章。刘少奇通过《苏区工人》杂志发表的这些文章,对指导与推动苏区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4年4月5日,刘少奇在《苏区工人》第12期上发表《庆祝伟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一文,提出苏区工人“一切给予战争”的号召。他要求各级工会动员19000名新战士上前线加入主力红军,发展40万工农组成的赤卫队与少先队,动员工会选派最优秀的干部到前线去。当第五次反围剿处于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在4月14日《苏区工人》第14期上发表了《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中,边区的工会工作》和《每个工会会员加入赤少队去》两篇文章《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中,边区的工会工作》一文中刘少奇指出:敌人分兵六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反围剿的决战时刻,中央苏区的工会,尤其是边区的工会,最紧急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每一个会员,为保卫苏区,保卫苏维埃政权,粉碎敌人的围剿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文章批评了部分边区工会,没有把动员武装群众作为最中心的任务。在《每个工会会员加入赤少队去》一文中刘少奇指出:每个工人、农民武装起来,参加前线革命 战争,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是我们目前动员群众最中心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苏区工会在准备五一工作中,在红五月扩大红军突击运动 中,动员每个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会员,全部加入赤少队去。随后又在在刘少奇和陈云的号召和苏区各级工会的动员组织下,广大工人积极报名参军,奔赴保卫广昌、保卫会昌的战斗前线,手持大刀、长矛、鸟枪等武器配合红军作战,工人为革命战争的胜利,踊跃参加红军。两天消灭敌军900多名。据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部统计:在红五月扩红运动中,3万新战士中工人占30%;加入红军的工人支部有160个,工会小组长以上干部达千人,仅瑞金县就有1290名,工会干部52个。广大工会干部也积极响应号召,主动要求上前线去。中国店员手工艺工会委员长罗梓铭自告奋勇到广昌前线担任战地委员会主任,领导工人抗击敌人的疯狂进攻;会昌县工会主席李裕寿领导他的游击队经常巧妙袭击敌人,屡建奇功,在一次战斗中消灭敌人2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15挺,步枪300多支。许多工人自觉地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慰问队、向导队配合红军作战。在广昌前线,仅广昌县就有2500多名工人赤卫队员和少先队员承担了担架运输任务,3000多名工农群众每天每人削竹钉30支供军事防御之用,有900多名工人流血牺牲。

作者:孙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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