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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刘少奇》---刘少奇的青少年之路
作者:罗  雄
 发布时间:2013-11-28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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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志教育讲稿·

  刘少奇的青少年之路

  罗 雄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断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从以上论述中可以得出结论,少年的品质决定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一个人的志向初始于少年,形成于青年,发展于中年,辉煌于晚年。宋代理学家朱熹说:“百学须先立志。”可见,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对于影响一生的成长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今天让我们轻轻开启历史的闸门,共同回顾刘少奇同志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历程,看看一位从贫苦农民家庭出生的湖湘学子,怎样从沩山脚下、靳水河畔走出宁乡、走出湖南、走向世界,最终成长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继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一、 走出刘家

  1、出生农耕家庭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湖南长沙湘江两岸沩山脚下靳水河畔的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父亲刘寿生和母亲鲁氏郑重地按照江西吉水迁移湖南宁乡南塘刘氏家族第九代拟定的“起序端方,绍允维臧,麟勋渠翰,际运隆昌”的谱系,为他取名绍选,字渭璜。因他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九,家里人都亲切地叫他“九满”伢仔。“刘少奇”的大名,是他在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时才开始用的。

  刘家世代以“耕读传家”,在炭子冲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刘家祖辈勤劳正直,朴实忠厚,家业逐渐丰厚。刘家祖辈为人慈善,乐善好施,丰衣足食不忘帮助邻里乡亲。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既会农活,又善处事,受过私塾教育,能写会算,公道正派,在当地人眼里是一位读书明理的“能干人”。他重视子女的教育,且方法得当,一方面千方百计让子女们入私塾读书,学会写书信、打算盘;一方面严格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学会春种秋收、犁田插秧的全套本领,灌输自食其力的思想。刘少奇与他的三位哥哥都接受过私塾教育,而且个个都是干农活的好手。刘少奇的母亲鲁氏也是一位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与丈夫一道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相夫教子、其乐融融。刘寿生因病过早离开人世后,鲁氏以坚强的毅力挑起了全家养家糊口、、养儿育女、教导婚配的重担,使刘寿生在炭子冲经营的祖业积沙成金,逐渐振兴起来,经常用家里的积累接济贫困人家,在乡村传为佳话。

  刘少奇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勤劳、节俭、友善且家教严格的家庭中。父亲的直爽、厚道、勤劳和精明,母亲的贤淑、干练、坚毅和宽容,哥哥姐姐们的和睦相处、团结协作,在幼年刘少奇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刘少奇小时候长得瘦弱文静,又是家中的“满崽”,长辈们视他为家中骄子,兄弟们对他关爱有加,但他并没有养成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从五岁开始,刘少奇便跟哥哥到田边看牛、割草、捡稻穗,跟姐姐到山里拾干柴、摘山茶、采蘑菇,或者跟父亲一起到田里捉泥鳅、除稗草。每当农忙的时候,父亲和哥哥们都下田去插秧或收稻谷了,刘少奇就去田间送茶水、送汤粥、提秧苗、拖稻草。刘少奇经常和哥哥们一起到田里除杂草,他虽然年纪小,但并不示弱。尽管烈日当头、满头大汗,禾叶刺痛了手脚,蚂蝗吸吮了鲜血,他都全然不顾,坚持低头弯腰劳作。幼年时期的刘少奇,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尝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农民感同身受。

  到了八九岁,刘少奇便单独出门与邻家的孩子们一道从事各种农事劳动。刘少奇每天上完私塾,便和他的小伙伴们相约一起,到散发着花草和泥土芳香的山坡上放牛、割草、扒柴、拾粪。每次放牛时,刘少奇总要带上一本书,一边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一边聚精会神的看书学习,神交古人。

  简单、朴素而又充实快乐的农家生活,使得少年刘少奇天生具有了一种朴素、勤劳、坚定、乐观的气质,加上他从小接受了湖湘文化熏陶,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为他追求真理、报效国家、成就伟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沐浴湖湘文化

  俗话说,伟大出自平凡,但产生伟人的地域一般都不平凡。伟人的出现,与其时代背景、文化底蕴和生存环境密切相关。湖南地处华夏腹地,八百里洞庭之南,是长江文明的发源之地,俗称神农故里、屈贾之乡。三湘四水孕育了千古流芳的湖湘文化。周敦颐、王船山、朱熹、张栻、魏源、左宗棠、何绍基、黄兴、蔡锷等英才辈出、群星闪耀。湖南地区独具特色的地理环境、积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以及丰富的物产,成就了无数英雄豪杰,推动着社会历史发展。

  湖南属于亚热带区域,雨水充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青山环绕,风景秀丽,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形成了独具特色、生生不息的湖湘文化。早在新旧石器时期,中原部落便在三湘首邑长沙周边茹毛饮血、钻木取火、洞穴生息。到了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便有大批的中原贵族南迁,经长江流域进入洞庭湖,来到湘江之滨谋生。宁乡是早期楚文化集散地,因为“四羊方尊”、“人面纹鼎”和“大铜铙”的出土,被誉为“南中国的青铜器之乡”。

  作为坐落在长沙湘江西岸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是古代中国四大书院之一,闪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湖湘有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和学以致用的学风,培养和教育一代又一代湖湘才子承前启后、开拓创新。到了近代,涌现了一批新式学校,如湘潭的东山学校,宁乡的玉潭学校、云山学校,都是传播维新思想、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的启蒙学校。

  刘少奇在炭子冲读过六、七年私塾,打下了传统文化的基础。1908年刘少奇8岁时,曾在离家不远的朱家祠堂念私塾,学习了《四书》、《五经》、《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1909年,刘少奇到离炭子冲约7里路的洪家大屋上私塾,教授他的杨毓群不但国学根底深厚,而且还进过新办的师范学堂读书,具有维新思想意识。洪家大屋是宁乡县芳储乡有名的大户人家,刘少奇在这里接受了一些新式教育,学习了天文、地理、数学等新的知识。刘少奇在洪家大院看书如鱼得水,在这里阅读了《今古传奇》、《世说新语》、《西游记》等新书。他看到洪家的女孩子不用缠足,感到十分新鲜。洪家富足的生活,也引起了刘少奇的思考:为什么洪家的小孩子放学后不用看牛、割草呢?为什么洪家的男人不要下田干活呢?为什么洪家的家务杂事也有佣工来做呢?……在洪家大屋这个封建大家庭里的所见所闻,与社会上的不平等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少年刘少奇心灵深处点燃了济世救民的火花。

  除了在私塾学到的知识外,刘少奇在课后也酷爱读书,他不但勤于获取新知识,而且善于动脑子思考新问题。邻里乡亲都知道他喜欢读书,凡事都能有根有理的讲出个道理来,因此送他一个“刘九书柜”的雅号。

  刘少奇出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土崩瓦解,资产阶级维新变革艰难进行的时候,他受到了晚清时期 “旧学”和维新变法以来“新学”两种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新文化在他的身上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和长沙精神如雨露般滋养着刘少奇,这也是他后来走上救国救民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重要原因。

  3、相逢变革年代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清政府日益衰败。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如日落西山,不可扭转,吏治腐败、国库空虚、军队软弱、匪患泛滥、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危机四伏。

  弱国没有外交,落后就要挨打。19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此,强盗般的西方侵略者向文明之邦百般掠夺,掀起了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大清王朝首都北京,火烧圆明园,并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1958年至1964年,俄国武力威胁大清政府,通过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割据中国领土144万多平方公里。1894年至1895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由于朝廷软弱求和,洋务派苦心经营的新式陆海军完全溃败,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岛,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中,泱泱大中华一直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中。一些富于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主张维新变法,拯救国家民族与水深火热之中。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严复等放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力主 “师夷长技以制夷”。

  19世纪末,清政府名存实亡,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中国已经处于四分五裂、国弱民贫、灾难深重的境地。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在民主革命者面前。

  刘少奇就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时局动荡、新旧更替、矛盾交织的时代。年少的刘少奇经常到私塾同学周祖三家看书,从书中了解到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知识和新信息。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是一个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曾留学日本,加入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刘少奇在周家看到了一些宣传进步思想的书籍。此时,他开始知道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这些维新派人物的名字。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刘少奇觉得很新鲜;梁启超宣传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清政府的腐败,也使刘少奇深受启发。他十分佩服谭嗣同这位湖南老乡,并认为做人应该做谭嗣同那样为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

  1911年,刘少奇到花子塘二姐家寄读时,中国正发生着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变化。清朝的统治已经到了最腐朽黑暗的时刻了,一方面,清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将维新派的改革运动和义和团的起义镇压下去;一方面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和支付辛丑条约的巨额贷款,更加疯狂地向老百姓搜刮民财。长沙、宁乡等地也发生了轰动全省的饥民暴动。离炭子冲不远的靳江上游麻山、六角窑等地也和其他各地一样,大批农民自动集合起来,到富裕户家中开仓抢粮。刘少奇对此感触很深。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黄兴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在武昌建立。刘少奇的二哥刘云庭作为湖南新军参加了武昌起义。刘云庭在湖南新军服役,担任过排长、副连长、为了接应武昌,参加长沙新军起义。当他从部队请假回家时,向刘少奇详细讲述了长沙光复经过,并给刘少奇留下一本《辛亥革命始末记》。刘少奇如获至宝,一口气将这本书读了两遍。从书中,他知道了腐朽的清王朝已经结束,主张民主共和的新政府已经建立;他知道了武昌起义革命新军的壮举,知道了革命先驱孙中山、黄兴掀天揭地的伟大贡献,并从心中油然升腾起一轮关心国家危亡和民族兴衰的太阳。他要求二姐为他剪去辫子,以示与清王朝的决裂和对辛亥革命的拥护。

  受到辛亥革命维新思想的启示,刘少奇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他坚决要求到宣传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的新学堂学习。当时,他所知道的就是宁乡玉潭高等小学堂。但要到这所学校读书,必须取得初等小学堂文凭。刘少奇不顾家人的反对,来到离家20多里的西冲山芳储乡小学念初等小学堂。在这里,他勤奋努力,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仅用半年时间,他就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毕业文凭。1913年7月,刘少奇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宁乡玉潭学校,开始了他外出求学的历程。

  二、走出炭子冲

  1、就读于玉潭学校

  小树两边栽,浓荫绿上阶。

  他年成大树,必是栋梁材。

  这首《玉潭学校门前栽树》是刘少奇就读于玉潭学校期间所作的一首励志小诗,与毛泽东儿时的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刘少奇立志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

  玉潭学校位于宁乡县城玉潭镇,是古时宁乡县城的城乡结合部。这里不但风景秀丽,而且地处长沙通往益阳、常德的驿道上,城南有沩水河从沩山滔滔而来,向湘江滚滚而去,是宁乡人走出长沙、走出湖南、走向世界的黄金水道,地理位置十分显要,是商贾云集、文人荟集之地。凡省城有什么时事变故和风吹草动,这里便顺势而为、遥相呼应。玉潭学校的前身是玉潭书院,1902年清朝政府宣布废除科举时,改名为玉潭高等小学堂。院内古木苍天、池塘碧绿、怪石嶙峋、花草芬芳。学校图书馆收藏了古籍图书数万册,为宁乡鸿儒国学雅集之地。凡受聘于玉潭学校的老师,一般都是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青年才俊,或者是清末秀才,他们集国学和西学知识知识于一身,而且不少老师受到维新思想和革命倾向的熏陶,影响了一批莘莘学子发愤图强 。

  刘少奇在玉潭学校被编入第十一班学习。他对学校开设的各门功课很感兴趣,尤其关心时事政治,特别喜欢自然和地理。上历史和地理课时,每当老师讲解地球、地域、地形时,或者叙述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时,刘少奇总是紧锁着眉头,凝神注视眼前的世界全图,默默地沉思着。他想:如何实现前人设想过 “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呢?为什么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方大国变得如此落后和受人欺凌呢?今后世界和中国将如何变化发展呢?为了寻找这些答案,他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到学校的图书馆、阅报室去看书看报。他最喜欢的报纸有《申报》、《大公报》、《国民日报》等。那时候,对于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洋务运动的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势等,刘少奇都十分关心。

  当时学校没有给学生发数学课本,全靠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刘少奇上课非常专心,有着超强的接受能力,不论学习什么内容都能很快理解和记住。他平时说话不多,但是回答问题有条不紊。他爱钻研问题,勤于学习,善于思索,不迷信,不盲从,遇事不慌不忙,有自己的主见。他的国文基础在班上是最好的,但是他仍然不肯放松自己的学习。他的作文言简意明、语言流畅、叙事精辟、说理透彻,能够灵活运用典故,并且针对时事和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作文常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或者贴在墙报上展示。他曾作了一首七律《咏铁牛》:“南门桥上双铁牛,瞪目竖角望河洲。狂风刮来毛不动,暴雨淋时汗竞流。青草遍地常闭口,金鞭抽身不回头。儿童空有绳和索,昂首江边孰敢收?”该诗不仅对桥上所铸的铁牛作了细致入微的形象刻画,而且高度赞扬了勤劳执着、坚忍不拔的“铁牛”精神。这也是作者一生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的真实写照。

  在与同学相处中,刘少奇则体现了他严于律己、乐于助人的高尚品质。他积极参加班务活动,善于组织和动员同学按时完成老师下达的任务。同学之间有纷争,他总是旗帜鲜明的支持正义一方,批评理亏一方。学校开展卫生大扫除时,他总是抢着干最重、最多最累、最危险的活。

  除认真学习课本知识以外,刘少奇十分爱好体育运动,是班上乒乓球的主力球员之一。到了春暖花开或者秋高气爽的时节,刘少奇还和其他的同学们一起到郊外去野游,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感受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从炭子冲到宁乡县城,少年刘少奇在思想意识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他追求真理、报效国家的理想信念开始萌生。

  2、反对复辟帝制

  在玉潭学校学习期间,有一件事情对刘少奇影响特别深刻,这就是他亲身参加了宁乡人民抗议袁世凯与日本签订 “二十一条”的爱国斗争,这是刘少奇参加群众运动的开端。从此,他的爱国热情、救民愿望更加强烈。

  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后,日本利用西方各国忙于应战而无暇顾及邻国的机会,加进了对我国的侵略。同时,他们抓住袁世凯想要做皇帝、急于得到列强支持的心理,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独吞中国的“二十一条”,想把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附庸和领地。日本政府在“二十一条”中提出的无理要求激起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愤慨,袁世凯迫于各界的舆论压力,遂派出代表与日方进行谈判,但是在谈判中却屈辱地节节退让,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几乎全部同意。5月9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日本政府的野蛮行径和袁世凯的卖国勾当让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奋力反抗。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个城市不约而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为国储金和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与长沙近在咫尺的宁乡县城也正在酝酿一场反袁抗日的风暴。

  当时,刘少奇和玉潭学校的同学们虽然还在教室上课,面对国家的危亡,已无法静下心来闭门读书了。刘少奇和他的同学们奋笔疾书,慷慨激昂地撰文,述评时事、痛陈国事、抨击腐败,在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刘少奇听到在中国与日本的交涉以屈辱和失败告终时,他当众刺破自己的手指,含着热泪,在白纸上写下“誓雪国耻,毋忘国耻”的血书。在刘少奇等同学的带动和梅冶成等老师的支持下,玉潭学校学生纷纷走出校门、走上街头,在县城各处散发“毋忘国耻”、“取消二十一条”、“打到卖国贼”的标语和传单。他们还与县城各校联络,迅速组织了一场轰动全县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刘少奇以他清瘦的身躯举着“毋忘国耻”的牌子,走在了群情激奋的游行队伍最前面。他个子高大,声音洪亮,带领大家一遍一遍高呼着口号,动人心魄。他还参加玉潭学校的师生宣传队到县城各处演讲,号召民众声讨袁世凯,抗击日本强盗。他站在台上,满怀激情地振臂高呼:“同胞们,梦醒起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同胞们,行动起来,打倒卖国贼!赶走日本和各国强盗!同胞们,奋斗努力啊!”刘少奇满怀深情的演讲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全县人民义愤填膺,纷纷加入到救国储金、抵制日货的行列中来。

  3、立志保卫炎黄

  这一时期,刘少奇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立志要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为了表达要坚决保卫炎黄子孙的志向,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卫黄”。刘少奇的最早学名是刘渭璜,为“周文王钓璜于渭水”之意,感觉过于“消极”和“中庸”,国难当头,炎黄子孙岂能苟且偷生,于是果决地将自己的名字“渭璜”改为“卫黄”,并把它写到书本上,刻在笔筒上,以示誓死保卫炎黄基业和华夏文明的决心。他还利用课余时间精心雕刻了一枚“刘卫黄”的篆书印章,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凝聚在方寸之间。如今,当我们从刘少奇早年阅读过的《资治通鉴纲目》和《了凡纲鉴》的封面上,清晰的看到 “刘卫黄”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时,还能感受到当年一颗频频跳动的赤子之心、一位17岁的少年的才华、和对国家和民族满腔热血流淌的温度。

  刘少奇在玉潭学校三年的学习,不仅增长了知识、强健了体魄,而且改造了思想、提升了品格,积蓄了满腔爱国热情。玉潭学校的反袁抗日学潮持续了整整一年。刘少奇不但是这次学生运动的主要带头人,而且是全班、全校品学兼优的优秀代表。他除了白天积极参加爱国宣传活动以外,有效利用晚上和空余时间补习各门功课,做到了社会活动和学习成绩两不误,到毕业考试时,学习成绩始终保持全年级第一。这为他后来走出宁乡,走向长沙,走上职业革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和思想基础。

  三、走出宁乡

  1、考入驻省宁中

  刘少奇以优异的成绩从玉潭学校毕业后,回到了老家炭子冲。经过玉潭学校三年的学习和锻炼,刘少奇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如同一只羽翼丰满的雄鹰,不甘为笼中之鸟,急于到更广阔的天空去翱翔。离开学校回到家,他仅仅待了十天,便不顾家人的阻拦,相邀两名要好的同学一同到省城长沙求学。

  来到长沙后,刘少奇和他的同学选定当时省城最著名的第一师范、第一中学和长郡中学三所学校报了名。他们先参加了第一中学和长郡中学这两所学校的考试,并很快得到了学校发布的录取消息。后来,当刘少奇了解到第一师范有规定,学生毕业后要分配在本地从事3年小学教学工作,才允许调动工作。而当时的刘少奇向往到湖南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去,甚至期待投笔从戎、保家卫国,为国建功立业,所以主动放弃了一师读书学习的机会,与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何叔衡等一批优秀少年失之交臂。

  在古城长沙城郭外的望麓园,有一所规模不大、乡土气味很浓的中学,为宁乡人所办,以培养宁乡籍学生为主,叫做驻省宁乡中学,同时也是当时长沙的宁乡会馆。这所中学的校长黄锡类老师原来在玉潭中学担任过校长。刘少奇到长沙的第二天就去看望了他们所敬慕的校长。黄校长爱才心切,对勤奋好学、才思敏捷的刘少奇印象尤其深刻,诚心欢迎他们到驻省宁乡中学读书,并告诉他们目前还有几名缺额可以插班学习的消息。黄锡类校长说:驻省宁乡中学的名气和校舍条件虽然比不上长郡和一中,但是教学质量不比他们差,这里师资力量强,学生大多数是农家子弟,读书氛围好。黄校长对刘少奇特别器重和关心,刘少奇经过认真考虑后,觉得进入驻省宁乡中学可以插班跳入高年级,能缩短中学学习时间,而且有熟悉的老师,有利于自己的成长与进步。于是,他和随行的两位同学商量,改变了就读长郡中学的打算,决定就读驻省宁乡中学。通过插班入学考试,编入该校二年二期第五班学习。

  在驻省宁乡中学,刘少奇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学阶段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因为是插班生,所以要花大力气将前面一年多的缺课补上。补习文史方面的课程,对刘少奇来说比较容易,刘少奇的语文功底很好。但数理化的课程补习有一定的难度。但刘少奇对补习功课非常自信,他认为只要自己努力,数理化课程的补习难题完全可以攻克。刘少奇是一块读书的好料子,有钻劲,而且善于钻研,凡事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每遇学习难题,不把问题弄明白誓不罢休。他自己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数理化的方法,并认为只要牢牢记住公式、定理就抓住了学习数理化的关键。在学习时他紧紧抓住这一环,并把知识要点抄在手上,写在纸条上,睡觉前、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心里默默复习学习内容。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请教老师和同学,和大家一起讨论。这样,经过半年的刻苦努力,期末考试,刘少奇的各科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老师和同学由衷地称赞他是 “名不虚传的刘九书柜”!

  刘少奇在驻省宁乡中学学习期间,除了重视学习自然科学外,也十分注重时事政治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在课余时间,他不但阅读了很多进步书刊,还认真研读了中国几千年的兴衰历史。他结合中国社会现状冷静的观察、分析和思索晚清政府衰败的原因。他常常搜肠刮肚、苦思冥想着一个多年思而不得的答案,怎样救国家于危难?怎样做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炎黄子孙?

  2、参加驱汤运动

  1916年7月,刘少奇刚进入驻省宁乡中学的时候,长沙各大学校学生和各行业民众,正轰轰烈烈地掀起一场驱逐反动军阀汤芗铭的运动。汤芗铭是1913年袁世凯血腥镇压“二次革命”后,以“查办使”名义派到湖南充任督军的,是袁世凯政策的一名忠实执行者。他在湖南耀武扬威,迫害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达16000多人,湖南人民愤恨地称他为“汤屠夫”。汤芗铭在湖南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湖南人民的公愤。

  此时,袁世凯已经倒台,汤芗铭仗势欺人,不得民心,只是靠武力统治湖南,湖南省倾向革命的军人也对他的统治忍无可忍。因此,汤芗铭的统治根基摇摇欲坠。刘少奇来到长沙求学,耳闻目睹汤芗铭的血腥暴行,早就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当驱逐汤芗铭的群众运动爆发时,刘少奇就兴致勃勃地投入到驱汤斗争之中。刘少奇与驻省宁乡中学300多名学生队伍一道,浩浩荡荡连接几天来到大街上,参与各界民众集会游行。他们一路高呼“打倒帝制余孽!”“汤芗铭滚出湖南!”的口号,使全城沸腾起来。有一次,刘少奇参加游行示威,走到督军汤芗铭官邸前,和民众一齐高呼“驱汤”口号,并且包围了督军府。但汤芗铭的卫队守住大门,气势汹汹地与游行群众对峙。在此情况下,刘少奇和几名年轻人怒不可遏,一阵吆喝,冲进汤府大门,勇敢与卫队搏斗。卫兵们措手不及,一时慌了手脚,硬是将带头冲关的学生扣押起来,关进一间房子里。刘少奇和他的同学都在关押之列。后来经黄锡类校长出面交涉,才将刘少奇及同学们保释出来。

  在湖南人民同心协力斗争之下,汤芗铭心惊胆战,终于灰溜溜地逃出了湖南。“驱汤”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驱汤”运动的胜利,既使刘少奇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增强了他扶正祛邪的胆识。

  3、祭奠黄兴蔡锷

  刘少奇从小就立下了保卫炎黄子孙、拯救国家危难的远大志向。他在发愤学习文化知识、执着追求科学真理、苦苦思索强国道路的同时,也在不断考虑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职业。

  1916年冬天,刘少奇刚满18岁,当时,他想得最多的是强身健体、投笔从军、精忠报国。他在玉潭学校上学时,听梅冶成老师讲过马援“马革裹尸”和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古代民族英雄的悲壮让他铭记在心,他一直把这两位东汉名将当作自己效法的榜样。国家积弱不振、民族贫病交加、灾荒连年不断、军阀各霸一方的动乱局势,使他更加发思古之忧情,闻颦鼓而思良将。自从读了二哥送给他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油印小册子后,他非常崇拜和敬仰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黄兴。尤其是作为湖南老乡的黄兴,更是他心中偶像。他认为黄兴无私无畏、为革命倾其家产,组织指挥十多次武装起义,主帅军中,身先士卒,碧血丹心,功勋卓著,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封建帝制立下了不朽功绩。受孙中山、黄兴的影响,刘少奇从军报国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这时,湖南当局在长沙开设了一所陆军讲武堂,需要招收新学员,但必须是湘军各部队的下级军官或有条件的退伍军官才具备报考资格。刘少奇找到二哥刘云庭,设法借用了一位刚退伍的战友刘丰生的证件报了名。不久,便通过考试被湖南陆军讲武堂录取。

  1917年春,正当刘少奇准备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的时候,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黄兴和护国讨袁的爱国将领蔡锷相继病逝。噩耗传来,令刘少奇悲痛欲绝。国民政府决定将黄兴的灵柩从上海运到长沙,在岳麓山为黄兴举行国葬。湖南省各界隆重追悼黄兴,刘少奇多次到灵堂吊唁黄兴,还能背诵悬挂于灵堂的300多首挽联,表现了他对黄兴先生的无限敬仰和深切缅怀之情。悲痛和冷静更加坚定了刘少奇从军报国的决心,他果断决定终止驻省宁乡中学的学业,到陆军讲武堂报到入学,并很快投入到军营紧张学习和严格的军事体育训练当中。

  不久,一场以湖南为中心战场的护法战争爆发。讲武堂在这场战争中被毁坏,刘少奇在炮火纷飞中被迫离开省城,回到家乡炭子冲。从1916年夏到1917年10月,刘少奇在省城长沙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再次感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巨大力量,再次接受到了黄兴等革命先驱的精神洗礼,使他再次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更加艰难的革命,更加辉煌的前景,再次思索如何将求生择业与报国救民的道路有机结合。

  四、走出藩篱

  1、回乡自修学业

  陆军讲武堂学习的中断,使刘少奇的从军报国之志再一次受到突如其来的挫折,知识的力量使他并未灰心丧气,而是重新思索前进的方向。他回到炭子冲后,一方面,从同学家里借来各门教科书,集中精力自修中学的全部课程和一部分大学课程,以夯实文化知识备考大学;另一方面,他继续潜心研读时事政治和中外历史,丰富社会知识,参加先进社团活动。

  从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来看,炭子冲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农村聚居点,为丘陵地貌,两山之间夹一块梯形平地。这里的人们靠伐木烧炭提供燃料,种田养猪维持生计。山上乔木遍地,路边荆棘丛生,家家门前屋后也种植起一道道预防盗贼的藩篱。这里距离宁乡县五十余里,距离长沙百余里,“三从四德”的礼教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使这里的思想观念与世隔绝,形成了一道道文化差异上的藩篱。

  刘少奇在这里,系统地研读了《了凡纲鉴》和《资治通鉴纲目》两部古书。其中,让他最关注最多的是思想品德修养方面的知识,如国家如何选贤任能、君主如何开门纳谏、统治者如何发挥群臣的积极性等。刘少奇研读《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希望从我国历史上成功的治国经验中吸取营养,作为寻找当今救国道路的借鉴。他认为唐代有很多治国经验值得吸收,他希望通过鉴古观今找出国家贫弱的病根。

  刘少奇在炭子冲家中除了自修功课、研究学问和探讨强国富民之道,同时也特别注意锻炼体魄。他仍然像在学校那样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清晨坚持做操、打拳、练棍习武。

  刘少奇在家中自修功课的日子里,还经常和乡亲们一起聊天谈心。他向乡亲们了解当年的粮食收成和种养收入等情况,也向乡亲们讲述他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和局势,让大家惊叹不已。当时兵荒马乱、水旱灾害严重,不少农民缺衣少食,刘少奇每次遇到生活困难的乡亲们,总是大爱无私地予以帮助。他知道,解决乡亲们的现实困难,他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尽快让国家富强起来,让父老乡亲过上丰衣足食、安定无忧的生活,才是解救他们的最好办法。

  这时候的刘少奇,虽然“赋闲”家中,但是心中却始终想着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痛苦。然而,对于一名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来说,要实现自己远大理想和抱负,唯有勤奋学习、练就过硬本领,时刻准备着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2、插班育才中学

  刘少奇在家里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又充实的自学生活,一方面补习功课迎接新的考试;一方面观察农村社会现状和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继续到省城长沙,以实现他的远大志向。他本来想通过参军练武来实现报国心愿,但因战事而使湖南陆军讲武堂被迫停办,他开始对从军报国的想法疑惑起来,究竟什么是国弱民贫的根源呢?他想到了黄兴先生的谆谆教导:“欲言建设,先得人才;欲得人才,先行教育”。走实业救国、教育兴国、人才强国之路符合中国国情。

  为了践行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梦想,中国资产阶级进步人士纷纷组织有志青年到日本去留学,学习明治维新思想。刘少奇的同窗好友洪赓扬及一些家庭经济实力雄厚的同学先后东渡日本留学。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刘少奇决心完成中学学业,然后再报考中等专业学校或大学。1919年春天,在同学的帮助下,他又来到长沙,报考育才中学。因学校招生发榜已经结束,他只好顶替益阳县无钱入学的贫困生刘士奇的名字,当了一名私立学校的插班生。

  刘少奇在长沙育才中学度过了三个月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平静生活。随后,一场轰轰烈烈地全国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1919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在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会上,英、美、法、日、意诸国完全无视中国主权,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让”予日本,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北京各大学校的青年学生率先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一场席卷全国、声援北京的运动一发不可收拾。

  刘少奇虽然是长沙育才中学的插班生,但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他坐立不安。由于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很快成为育才中学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带头人。他在班上组织了一个救国十人团,不顾张敬尧派出的军警特务的监视,机警地在长沙街头张贴传单、发表演讲,支持北京学生运动,开展抵制日货斗争。

  在长沙学生联合会宣布总罢课前,育才中学和其他各校老师抓紧时间提前举行了期末考试和毕业考试。刘少奇一方面积极投入爱国学生运动,一方面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取得了中学毕业文凭。未等到毕业典礼,他毅然奔赴北京,投身到“五四”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

  3、反对包办婚姻

  在刘少奇刚进入育才中学读书时,他的平静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这无疑体现了他敢于冲破家庭封建思想罗网的反抗精神与报国志向。

  当刘少奇决定再次离开炭子冲,前往长沙求学时,他的母亲和哥哥却因为外面局势凶险,不再同意他外出。刘少奇不顾家人反对,一意孤行走出家门。为了拴住儿子,他的母亲决定给他完婚成家,使他能长期留在身边。这场包办婚事在刘少奇离家不久,便悄悄地操办起来。当时身在育才中学专心学习、忧国忧民的刘少奇却毫不知情。待婚庆事宜一切准备妥当,家里人用谎称母亲病重的方式,通知刘少奇立即从长沙赶回家中。刘少奇十分敬爱自己的母亲,当他听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后,立即向学校请假,马上收拾行李心急如焚地赶回家中。

  当刘少奇回到家里,大红灯笼高高挂,宾客盈门,锣鼓喧天,唢呐声声,鞭炮齐鸣,一派喜庆气氛,乡亲们见了他频频拱手道喜,刘少奇既惊讶,又气愤,见到身穿礼服的母亲端正大堂、脸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时,才知道家里为他娶了邻村麻雀塘一位周姓姑娘。出于对母亲的敬重,在众多亲友面前,他只好忍住不满情绪,抑制心中不快,以维护刘家脸面。当夜,刘少奇想了很多,一则,面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生信念,他心无旁骛,他的唯一目标是以全部精力投入到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中去,个人婚姻问题无暇顾及。二则,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青年人自由恋爱渐成风尚,婚姻为人生大事,理应自己做主,包办婚姻是封建产物,后患无穷。三则,明媒正娶成亲,公序良俗,母命难违,如果他执意反对或悄然离开,肯定会令母亲伤心,让周氏、兄嫂姊妹、亲戚朋友们难堪。于是,刘少奇顺从传统礼教程序,勉强完成了“拜堂”仪式。等到“洞房花烛夜”,刘少奇与周氏彻夜长谈,反复向周氏表明自己的志向和反对包办婚姻的立场,但周氏执意要留下来,在刘家当媳妇,只是请求刘少奇将来婚后生一个儿子给她养老送终。(1924年刘少奇兑现承诺,将他与何宝珍结婚生育的大儿子刘允斌送给周氏抚养。)未等第二天天亮,刘少奇在二哥刘云庭的支持下,匆匆离家返回长沙育才中学。

  封建礼教又岂能束缚一个心胸辽阔、志存高远的热血青年呢?刘少奇敢于冲破封建樊笼,打破封建礼教,坚定按照自己的人生理想走出去,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实现了他报国酬民的宏愿。

  五、走出湖南

  1、北京参加“五四”

  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如一场暴风骤雨,席卷全国各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燎原之势。为了释放心中积怨,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商人纷纷罢课、罢工、罢市,以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刘少奇为北京学生的爱国行为和各地民众的热情参与所鼓舞,决定从长沙走向北京,投入到更大规模的革命洪流中去。他匆匆筹措了一部分旅费,便与长沙的热血青年、爱国学生一道立即奔赴北京。刘少奇一到北京,就前往全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与这里的爱国学生组织取得了联系。

  当时五四运动已取得初步胜利,北京当局迫于群众压力,不得不指示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刘少奇来到北京,正赶上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尾声,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浓厚氛围,亲身体验到了大都市的文化环境。刘少奇决定留下来继续深造,报考大学,寻求尽快报效国家和民族的正确途径。当时正值学校暑假,各所大学都在招考新生,通过几次应试,刘少奇先后收到了北京大学、陆军兽医学校等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北京大学是刘少奇向往已久的高等学府,经打听,该校学制长达四年,学费也很昂贵,远远超出了自己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而军校的兽医班虽然学费不贵,但专业不合他的心意,经再三考虑,刘少奇只得同时放弃在北京大学和陆军兽医学校上大学的机会。

  当时,刘少奇从一批青年去法国留学的活动中受到了鼓舞和启发,想去欧洲勤工俭学。但是要留法,同样面临着学费昂贵的问题。刘少奇多方面寻求帮助未果,面临十分艰难的人生抉择。一方面,他向往着能够进入高等学府和去到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丰富自己的知识,为国效力;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面临现实生活问题,他的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去完成学业。

  此时的北京,又兴起了新一轮学潮。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风起云涌,反抗军阀马良镇压群众和声援济南惨案死难同胞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刘少奇参加了此次请愿活动后,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斗争的胜利使得深处困境的刘少奇精神振奋,发展迅猛的五四爱国运动,更加坚定了刘少奇克服困难、追求进步的决心。正在这时,有个华法教育会正在组织青年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北京、河北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和四川成都都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刘少奇打听到有中学毕业文凭的青年想留法的,可以先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这个预备班半工半读,不收学费,学制一年,可以一面学习一面等候安排留法。于是,他与几个湖南同来的青年学生商量,果断地决定一同到保定进修。

  2、保定留法培训

  1919年9月,刘少奇进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第三期学习。育德中学是一所进步学校,在辛亥革命中,它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河北一带的秘密活动场所,该校许多师生都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老师刘仙洲和校长王国光思想倾向进步,热情支持新生事物,对学生的爱国运动也十分支持。刘少奇在这里读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了解到了国内形势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名字开始为刘少奇所注目,无产阶级学说引起来他浓厚的兴趣。怎样才能使中国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获得自由和解放? 这个为刘少奇深深思索的重大问题,在这股崭新思潮的冲击下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范例的启发下,心中渐渐有了一道光明,这道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光明更加激励着他去克服困难,去实现到欧洲工业国探寻真理的愿望。

  此外,留法预备班的教学方式也别具一格。它采用半工半读制,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学习内容包括法文、机械学、木工、钳工、锻工、翻砂工等技术。刘少奇在这里学习的职业技术,为他后来从事工人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0年6月,刘少奇从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始料不及的是留法费用比一年前翻番,刘少奇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有筹措到留法经费。正当他准备回湖南老家举债时,皖系军阀混战,南下火车停开。刘少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滞留北京,寄居在同学家里等候京广铁路恢复通车。因为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他只能吃三元钱一月的包饭。在成天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情况下,刘少奇仍然坚持每天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读书看报,参加学生团体活动。好不容易等到八月,京汉铁路恢复通车,刘少奇匆匆踏上了回乡的火车。不久,北京传来消息,赴法勤工俭学严重受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军人大批转业,军工生产萎缩,劳动力过剩,法国当局不但阻止中国学生入境,很多正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找不到工作,而且有几百名中国驻法留学生被强行遣送回国。华法教育会因此停止办理学生赴法手续,这给刘少奇赴法勤工俭学的满腔热情泼了一瓢冷水。

  刘少奇因为情况变化没有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但是在保定育德中学的这一段半工半读的生活却在他的人旅途中留下了难忘的一页。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转折点。

  3、上海留俄进修

  正当刘少奇在家苦苦等待而茫然无助之时,他从《大公报》上读到一则消息: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正在组织在湘知识青年赴俄勤工俭学,而且赴俄的费用比较少,刘少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

  刘少奇早就对十月革命的故乡充满了向往。他决定由留法勤工俭学改为到俄国去直接吸取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他来到长沙船山学社湖南自修大学,找到进步人士贺民范校长,贺民范当即介绍刘少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帮助他联系赴俄留学事宜。贺民范校长对勤奋好学、志存高远的刘少奇非常赞赏,亲笔写信推荐他到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

  上海外国语学社设立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的一栋两层楼房里。刘少奇到达上海时,外国语学社已经开学。同他一起到上海学习的,还有湖南老乡任弼时、萧劲光以及进步青年罗亦农、柯庆施等。这里设施简陋,没有地方住,就把铺盖摊在地板上挤在一起睡。但这些有志青年们想到自己探寻真理的理想和即将赴俄学习的任务时,面对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毫不在意。

  刘少奇性格深沉文静,对学习抓得很紧,除了规定课程和集体活动外,就是背俄文、看书报和阅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他的同学萧劲光后来回忆道:“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中国革命问题”。

  在上海,刘少奇除了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外,还积极参加上海早期组织领导和组织的各种政治斗争和社会实践活动。他每天上午学习俄语,下午则参加社会活动。社长杨明斋利用学员们懂俄语的有利条件,组织大家为华俄通讯社和新青年出版社做翻译、缮写、校对、印刷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既做了革命宣传工作,又锻炼了俄文表达能力。每逢节日、纪念日或声援工人罢工斗争活动时,他们积极参加工人、市民的游行示威。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机器工会成立后,他们到工会所属的工厂去参加开办工人夜校、发展基层工会、了解工人生活、调查工厂生产和罢工斗争情况等活动。这些社会实践斗争活动,使他们很早就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与工人运动的实际有机结合。

  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进一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做好了赴俄学习的充分准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短短几个月里,刘少奇在迈向革命的征途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六、走向世界

  1、苏俄追求马列

  1921年夏初,刘少奇和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罗亦农、袁达时等十余人一道,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们漫长而艰辛的赴俄留学之旅。他们轮番经过水路和陆路,中途经历了搜查、抓捕、饥饿、寒冷、疾病等困难,行程七千里,历时三个月,于1921年7月9日到达莫斯科。

  这时,共产国际正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刘少奇有幸参与了会务工作,并且亲耳聆听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报告。从此,列宁的崇高形象和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国家与革命等问题的精辟论述,以及列宁在这次大会上所提出的俄共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和方针都深深地铭刻在刘少奇的心里。

  8月,刘少奇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由于当时苏维埃俄国处于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从中央主席列宁到每一个红军战士都一律过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尽管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在俄罗斯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资匮乏,但刘少奇意志坚定、思想乐观、从不叫苦。他只感到时间不够用,总希望在莫斯科短暂的留学期间,能够尽量多学习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在这里,刘少奇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和经典著作,思想政治素质大大提高。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当这个消息传到学校,刘少奇和中国留学生都激动万分、彻夜难眠,用面包作宵夜庆贺。自从到俄国求学以来,刘少奇一直在思考着个人政治前途问题,那就是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一方面主动找负责班上政治思想工作的政治教导员交心,另一方面自觉研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刘少奇经过反复思考,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既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完全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21年冬,刘少奇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多年心愿,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委员。

  刘少奇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光明的追求,从偏僻小山村炭子冲走出来,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奋斗目标,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了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2、回国领导工运

  刘少奇于1922年7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社会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到达上海,又受赤色职工国际工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遣,从上海来到湖南。在长沙郭外的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的中共湘区委员会,他第一次见到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两位各自有着不同奋斗经历,但有着相同报国理想的年轻共产党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用他们的合力撬动了地球,改造了中国,影响了世界。

  刘少奇与毛泽东,这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一见旧故,在清水塘农舍里彻夜长谈,两盏闪烁着火光的油灯把茫茫长夜照明。毛泽东向刘少奇仔细介绍了湖南地区共产党的组织及工人运动发展情况,刘少奇也向毛泽东传达了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并把陈独秀委托他的17份文件亲手转交给了毛泽东。眼看蓬勃发展的湖南工人运动如同一堆干柴,即将熊熊燃烧起来,毛泽东正愁缺少领导力量,中共中央适时把刘少奇这位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马列新秀派回湖南,毛泽东得偿所愿,对湖南的工运更加自信。刘少奇遵从马列、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

  在湖南,刘少奇先后组织领导了湖南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长沙纺织工人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在工人运动中,刘少奇充分发挥自己掌握了丰富的马列主义知识优势,亲自主笔撰写了各类宣言、协议、传单、通电,旗帜鲜明地宣扬无产阶级思想,积极联合社会各个阶层支持工人罢工斗争,为工人提供了向腐朽势力开战的有力武器。

  1922年9月,江西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在酝酿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在安源和粤汉铁路处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毛泽东经中央同意派刘少奇前往安源路矿协助李立三领导工人运动。9月11日,刘少奇到达安源,和李立三一道经过周密准备,9月13日午夜十二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向全路矿各处工会组织发出罢工命令,次日罢工正式开始。俱乐部代表工人向路矿当局明确提出,要求切实保障工人的政治权利、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工会等十七项复工条件。路矿当局在收买工人领袖、派人刺杀李立三等阴谋破产后,勾结当地军阀在安源设立戒严司令部,企图用武力解散工人俱乐部,镇压罢工运动、抓捕工会头目。由于安源一万多工人罢工组织严密、安排周到,路矿当局的破坏手段没能奏效。9月16日,刘少奇作为工人俱乐部的全权代表,只身进入杀气腾腾的戒严司令部,与路矿当局进行唇枪舌剑的谈判。在戒严司令部,刘少奇英勇无畏,沉着机智,被工人称为“浑身是胆的刘代表”。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和寒光闪闪的刺刀,刘少奇义正词严,坚持以十七项复工条件为基础,声色俱厉地说:“如果不能达到万余工友的要求,就是把我剁成肉泥也解决不了问题。”这时,数千工人包围了司令部,声言谁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就要把路矿当局打得片瓦不留。路矿当局和戒严司令部不得不败下阵来。

  最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以路矿当局承认工人提出的十三项复工条件而赢得胜利。这样,连续坚持五天五夜的大罢工宣告胜利结束,工人俱乐部名声大振,广大路矿工人争先恐后地加入了俱乐部。俱乐部成员迅速增加,由罢工前的七百人剧增至一万人。

  1923年2月,“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这紧要关头,李立三调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刘少奇接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俱乐部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大力整顿组织机构,精心制定斗争策略,成立工人纠察队,还向矿警队派遣党员,组织力量保护工人利益,为工人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安源工人武装与矿警队等,被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武装的重要力量。)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千方百计给工人办实事,在全路矿开办了七所工人学校、五个工人读书处、一个工人图书馆、两个消费合作社,并动员工人从罢工斗争得到的年终夹薪中捐出一半修建了一座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礼堂。

  1924年秋天,刘少奇在安源创办了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党校,主要培训工人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1927年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安源的党组织依然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达250余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4,安源赢得了“小莫斯科”的称号。

  刘少奇在安源期间,遇到了人生知己——何宝珍,并于1923年4月与她喜结良缘。

  安源工人俱乐部在革命形势恶劣的情况下“一枝独秀”,为全国工人运动树立了一面鲜红的旗帜,极大地鼓舞了工人士气。刘少奇也凭着其卓越的领导才华成为全国著名的工运领袖。

  1924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参加大会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并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是刘少奇从地方工运领导向全国工运领袖转变的标志。

  3、坚持反帝运动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不久,上海工人阶层爆发大规模的反帝大罢工,刚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担负起了直接领导和组织这场伟大运动的重任。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受全国总工会委托,刘少奇于6月初赶到上海,负责筹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和上海总工会,并担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和全总上海办事处主任,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运动,有条不紊地组织工人罢工,在争取资方接受经济要求和政治条件后,有条件、分步骤地组织复工。刘少奇主持召开上海总工会会议和各工厂代表会议,向工人阐明复工的原因及策略思想,并亲手写出一张张宣言和通电,争取社会各界的联合力量,体现了他对工人斗争的满腔热情!“五卅”大罢工虽然只坚持了两个月,但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势力,使大革命逐步进入高潮。

  9月底,刘少奇因为操劳过度导致肺病复发,无法坚持工作。11月,经党组织安排,刘少奇回湖南长沙治病和休养,经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安排,住在长沙城北贡院西街的长沙文化书社。当时,湖南的群众运动正在高潮,湖南省长、反动军阀赵恒惕为防止刘少奇发动工潮、学潮,12月16日,在文化书社悄悄逮捕刘少奇。刘少奇被捕的第二天,长沙《大公报》就公开披露了这件事。因刘少奇是全国著名的工运领袖,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湖南省委以及刘少奇的亲友奋力营救。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926年2月上旬,刘少奇获得释放。

  刘少奇被释放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被捕前后的情况,并赶赴上海。随后,又从上海乘船于2月19日到达广州,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由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林伟民患病不能工作,由刘少奇代理全总委员长,负责主持将于5月1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工作,并和邓中夏、苏兆征等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开幕式,并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报告。刘少奇在会议上当选为全总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挥师北伐,9月初,攻占汉口、汉阳。这时,全国总工会决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10月21日,刘少奇到达武汉,开始组建全总汉口办事处并为全总机关迁往武汉做准备。10月28日,全总汉口办事处成立,刘少奇兼任秘书长。

  为了从思想上、组织上把新发展起来的工会建设好,刘少奇根据几个月来调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材料,撰写了三本指导工会工作的小册子:《工会代表会》、《工会组织法》、《工会经济问题》,这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制造杀害我无辜同胞的惨案。1月5日,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武汉30万群众举行反帝大会和示威游行。在社会各界的支持配合下,工人群众一举收回了被英帝国主义霸占了60多年的汉口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1927年2月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从广州迁往武汉办公,刘少奇集全总秘书长、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等多职于一身,成为众所瞩目的工运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转入地下,由此,共产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着斗争:一条战线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另一条战线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即白区开展秘密工作,发动群众,配合土地革命斗争。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派遣,开始了他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北方军阀的心脏地域进行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刘少奇在白区工作这条战线上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别贡献,他坚持“防御为主、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有效指导了恢复党在白区的组织和活动,被誉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在白区的代表”。

  孔子有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俗语所谓“而立之年”就是指人到三十岁这个年龄,就该立人、立事、立业、立言。当时“而立之年”的刘少奇,从走出刘家、走出炭子冲、走出宁乡、走出湖南、走向世界,走向了辉煌,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工人领袖、一名优秀的职业革命家。他坚定理想信念,在崎岖、坎坷、曲折、泥泞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为当代青年树立了光辉榜样!

  二〇一三年二月

  (作者系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刘少奇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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