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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刘少奇》---刘少奇的人生信念
作者:罗  雄
 发布时间:2013-11-28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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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移动党课讲坛·校园篇

  迎难而上 走向辉煌

  ——刘少奇的人生信念

  罗 雄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共和国主席,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出生入死,呕心沥血,奉献了毕生精力。是什么支撑他总是在艰难曲折的环境中迎难而上,走向辉煌的呢?我想通过以一些真实的故事讲述刘少奇的人生信念。

  一、锲而不舍,留法不成求学莫斯科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于湖南长沙宁乡花明楼炭子冲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刘少奇自幼好学上进、嗜书如命,普通农家的书籍已不能满足少年刘少奇对知识的渴望。为了获取新知识,他经常跑到同学周祖三家看书。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是个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化人,曾留学日本,是中国同盟会的成员,从国内外带回了许多有益的报刊和书籍。刘少奇经常找机会到他家串门,一进门就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读书看报,有一次痴迷到鞋子被炭火烧着了也毫不知觉,让在场的人捧腹大笑。因此,他被乡亲们戏称为“刘九书柜”。

  1913年,刘少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玉潭学校。玉潭学校的三年学习生活,使刘少奇既丰富了文化知识,还受到了维新思想的熏陶。1915年5月,17岁的刘少奇毅然参加了学校师生自发组织的护国讨袁游行活动,如潮的口号点燃了他的爱国热情,汹涌澎湃的人流激发了他的革命激情。

  1916年夏,刘少奇在玉潭高小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毕业后,刘少奇为了追寻心中的偶像黄兴的足迹,来到省城长沙,考入驻省宁乡中学继续学习。在这里,他积极参加了驱逐镇压学生运动的湖南都督汤芗铭的群众运动。

  1916年秋,受武力救国思想的影响,刘少奇投笔从戎,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因为没有校舍,直至1917年3月才正式开学。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年10月,讲武堂因军阀混战被迫解散。刘少奇从军报国的梦想破灭后,带着深深的遗憾回到老家炭子冲自修中学课程,等待求学机会。

  1919年初,刘少奇不顾家人的反对,再次来到省城长沙报考育才中学,因考期已过,只好顶替益阳农村交不起学费而弃学的贫困学生“刘士奇”的名额入学。就在他面临毕业考试时,五四运动爆发,刘少奇未等到毕业典礼,与长沙的热血青年以及爱国学生一道立即奔赴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刘少奇来到北京,深切感受到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浓厚氛围,亲身体验到了大都市的文化环境,刘少奇决定留下来继续深造,报考大学。当时正值学校暑假,各所大学都在招考新生,通过几次应试,刘少奇先后收到了北京大学、陆军兽医学校等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北京大学是刘少奇向往已久的高等学府,经打听,该校学制长达四年,学费也很昂贵,远远超出了自己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而军校的兽医班虽然学费不多,但不合他的心意,经再三考虑,刘少奇只得同时放弃在北京大学和陆军兽医学校上大学的机会。

  此时的北京,又兴起了新一轮学潮。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风起云涌,反抗军阀马良镇压群众和声援济南惨案死难同胞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刘少奇参加了此次请愿活动后,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斗争的胜利使得深处困境的刘少奇精神振奋,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更加坚定了刘少奇克服困难、追求进步的决心。正在这时,有个华法教育会正在组织青年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他闻讯后立即找到赴法勤工俭学发起人李石曾和范静生,并被推荐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这个预备班半工半读,不收学费,学制一年,可以一面学习一面等侯安排留法。

  1919年9月,刘少奇进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三期学习。育德中学是一所进步学校,在辛亥革命中,它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河北一带的秘密活动场所,该校许多师生都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刘少奇在这里读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了解到了国内形势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留法预备班的教学方式也别具一格,均采用半工半读制,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学习内容包括法文、机械学、木工、钳工、锻工、翻砂工等技术。刘少奇在这里学习的职业技术,为后来从事工人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0年6月,刘少奇从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毕业,始料不及的是留法费用比一年前翻番,刘少奇使出全身解数,也没有筹措到留法经费。正当他准备回湖南老家举债,皖系军阀混战,南下火车停开。刘少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滞留北京,寄居在同学家里等候京汉铁路恢复通车。因为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他只能靠吃三元钱一月的包饭打发时光。在成天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情况下,刘少奇仍然坚持每天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读书看报,参加学生团体活动。好不容易等到八月,京汉铁路恢复通车,刘少奇踏上了回乡的火车。不久,北京传来消息,赴法勤工俭学严重受阻,留学遥遥无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军人大批转业,军工生产萎缩,劳动力过剩,法国当局不但阻止中国学生入境,很多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也找不到工作做,而且有几百名中国驻法留学生被强行遣送回国。华法教育会因此停止办理学生赴法手续,给刘少奇赴法勤工俭学的满腔热情泼了一瓢冷水。

  正当刘少奇在家苦苦等待而茫然无助之时,他从《大公报》上读到一则消息,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正在组织在湘知识青年赴俄勤工俭学,而且赴俄的费用比较少,刘少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

  刘少奇来到长沙船山学社湖南自修大学,找到进步人士贺民范校长,贺民范当即介绍刘少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帮助他联系赴俄留学事宜。贺民范校长对勤奋好学、志存高远的刘少奇非常赏识,亲笔写信推荐他到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

  在上海,刘少奇除了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外,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同他一起学习的,还有湖南老乡任弼时、萧劲光以及进步青年罗亦农、柯庆施等。刘少奇性格深沉文静,对学习抓得很紧,除了规定课程和集体活动外,就是背俄文、看书报和阅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他的留俄同学萧劲光后来回忆道:“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中国革命问题”。

  1921年夏初,刘少奇和任弼时、萧劲光等一道,从上海出发,轮番经过水路和陆路,行程七千多里,历时三个月,于1921年7月9日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这时,共产国际正在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刘少奇有幸参与了会务工作,并且亲耳聆听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报告。8月,刘少奇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这里,刘少奇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和经典著作,思想境界和政治素质大大提高。

  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到学校,刘少奇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决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21年冬,刘少奇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委员。

  这样,刘少奇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光明的追求,从偏僻小山村炭子冲走了出来,历经艰辛与挫折,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信念,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那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二、处变不惊,长沙蒙难意志更坚强

  刘少奇于1922年7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受赤色职工国际工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遣,从上海来到湖南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的中共湘区委员会,与毛泽东第一次握手之后,同李立三一道,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和罢工斗争。刘少奇经毛泽东、杨开慧介绍,在长沙认识了何宝珍,在安源结成革命伴侣,并生育大儿子刘允斌。1925年4月,党组织安排他到广州筹备全国第二届劳动大会和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副委员长,随后辗转青岛,到达上海参与领导“五卅运动”,筹建全总上海办事处和上海总工会,担任全总上海办事处主任和总务主任。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他病倒在工作岗位上。1925年10月16日《上海总工会三日刊》一则消息说,刘少奇“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更重。”当时刘少奇害的是肺结核病,党组织决定让他回湖南治病。

  1925年11月中旬,刘少奇偕妻子何宝珍由上海回到了长沙,借住在长沙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这个书社是毛泽东、蔡和森、易礼容等人于1920年7月创办的,这里既经营进步书刊,也是早期共产党人的秘密机关。书社经理易容礼与刘少奇曾经都是中共湘区委员会成员,是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刘少奇在这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在文化书社住下后,刘少奇除了了解情况,看望少年好友洪赓扬等故旧外,就是到附近的湘雅医院治病。他还把寄居在老家刚满周岁的儿子允斌接到身边团聚。在友情和亲情的氛围之中,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和休养,刘少奇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刘少奇准备返回上海时,被省主席赵恒惕悄悄盯住。

  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英勇无畏的长沙人民敢于担当,多次组织工人、学生、市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矛头直指湖南当局首脑赵恒惕。与此同时,赵恒惕也接到密报,工运领袖刘少奇回到了长沙。刘少奇在全国工运中的影响力,令赵恒惕坐立不安,视刘少奇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预防湖南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赵恒惕指示缉拿刘少奇。

  12月16日中午,刘少奇从湘雅医院返回书社时,发现气氛异常,书店里有几个鬼头鬼脑的陌生人东张西望,正当决定转身离开时,却被便衣特务拦住,不由申辩地把他带到了长沙警备司令部。

  刘少奇被捕后,为了避免引起群众公愤,赵恒惕严密封锁了消息。消息灵通的长沙《大公报》顶住压力,于12月17日最先把这一消息公之于众。其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主张得到了国人的普遍认同。赵恒惕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逮捕共产党工运领袖刘少奇,舆论一片哗然,各地工会组织、青年社团、进步人士纷纷通电全国声援,一天竟有几十份抗议书和救援信投递到湖南省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向全国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刘少奇。

  刘少奇不幸蒙难,妻子何宝珍强忍惊慌、沉着思考应对之策,为刘少奇四处奔走呼号。她和闻讯赶来长沙的二哥刘云庭动用各种社会关系出力营救。经过多方联络,营救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长沙禁烟局局长、刘少奇少时同学洪赓扬,湖南省议会会长欧阳振声等人就是其中的主力。

  赵恒惕逮捕刘少奇的做法,使自己作茧自缚、陷于被动,不但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了湖南统治集团内部不满。为了避免惹出更大麻烦,赵恒惕只好吩咐下属叶开鑫以联名担保的形式将刘少奇释放,给自己找了个体面的理由。

  1926年1月26日,刘少奇被拘禁一个月之后,终于恢复了自由。赵恒惕为了顾全面子,将一册古装书《四书》托叶开鑫转赠给刘少奇,意思是叫他多读圣贤之书,少去惹是生非。当时的《工人之路》刊物,讥讽这是“最滑稽”的事情。叶开鑫因收受了洪赓飏和刘云庭的财礼,为了给自己在国共合作后预留一条出路,也送给刘少奇200块大洋作为拘留期间的补偿和离开湖南的差旅费用。刘少奇出狱回到上海后,立即通过组织托人如数奉还了叶开鑫的礼金。

  刘少奇长沙被捕,使他年过花甲的母亲鲁氏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突如其来的不幸,让她寝食难安。刘少奇获释后,母亲特地从老家炭子冲赶到长沙,泪流满面地跪在儿子面前,恳求儿子不要再做这种冒险的事情。刘少奇从小对母亲的要求百依百顺,但这件事情却违背了母命。他顺势跪下来扶起母亲说:“娘啊,请饶恕儿子的不孝!别的事,儿子都可以答应你,唯独这件事,不行!儿子的一生,已经交给了党组织,除了报效党和国家,别无选择。”他在宽慰母亲之后的第二天,就含泪告别母亲,离开长沙奔赴上海。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刘少奇于1926年2月19日从长沙来广州,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召开了欢迎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邓中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刘少奇同志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被捕的。经过各方努力,各地打电报,才迫使赵恒惕放他出来。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发奋最勇敢的一位战土……”

  三、披荆斩棘,满洲赴任功盖东三省

  大革命失败后,东北地区党的组织遭受严重摧残。1927年七八月间,大连、奉天等地党的领导人和党员连续被捕入狱,党的力量大幅度削减,群众斗争只能逐渐由公开转向隐蔽。由于党的领导机关受挫,党内出现消极情绪,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在东北巡视的中央特派员刘少猷受命组成临时省委;但这届省委由于组织不健全,领导力量薄弱,党员思想涣散,不但没有扭转危险局面,反而加剧了困难程度。另一位在东北巡视的中央特派员谢觉哉经过三个月的调查研究之后,向中央写了一份汇报材料,对满洲省委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和分析。谢觉哉指出:“满洲党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

  1929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选派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刘少奇出任第五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7月14日,刘少奇和妻子何宝珍来到奉天(今沈阳市)。他到达奉天后,首先住在一家旅馆里。三天之后与省委接头,正式移居到南满铁路南侧的工业区惠字78号(今沈河区惠工街四段宏业南里二号)。刘少奇当时化名为赵子琪,对外以海军司令部某副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刘少奇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为当务之急必须抓紧恢复和整顿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强有力的省委领导班子。他马上召开省委会议,讨论了省委当前的工作以及今后的方针。经过采取一系列的举措,截至同年8月底,瘫痪的满洲党组织基本恢复,19个党支部与182名党员之间保持了紧密联系。刘少奇还从湖南、湖北、河南抽调了一批党员骨干充实东北党组织,杨靖宇就是这一时期进入东北的。刘少奇还与其他省委负责人分头到奉天、哈尔滨、大连等地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工人运动,他自己则选定了工作难度最大的工业企业奉天纱厂(今沈阳纺织厂)作为工作重点。

  奉天纱厂是素有“东北王”之称的军阀张作霖管辖的企业,兴建于1921年,有三千多工人,大半为童工,工人遭受着厂方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反抗的烈火一触即发。分管奉天市委工作的省委常委孟坚(即孟用潜)向刘少奇汇报:奉天纱厂正在酝酿8月27日罢工,刘少奇决定亲自前往奉天纱厂参加支部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以便更好地指导罢工斗争。

  8月22日下午6时许,在孟坚的陪同下,刘少奇如约来到奉天纱厂,计划找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了解罢工斗争准备情况。奉天纱厂位于奉天市郊,地域比较偏僻,周围是一片坟地和树林。刘少奇到达时,离工人下班时间还差十几分钟。当时的刘少奇、孟坚就隐蔽在纱厂北门外的树林里,等候常宝玉出来。当下班的汽笛拉响,厂门迟迟未开,只见工厂的大门口几个厂警来回走动。刘少奇凭着长期地下工作经验判断,情况可能有变。正当他决定转移时,却被厂警抓住。

  事后得知,刘少奇来厂的两天前,孟坚到纱厂同中共支部商定斗争方案后,常宝玉大张旗鼓地在工人中进行罢工斗争宣传动员,被工人党员崔凤翥叛变告密,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被捕。

  审讯中,刘少奇沉着机智,顺势操着浓厚的湖南口音,使用了他的一个表哥成秉真的名字,说是从武汉来奉天纱厂找工作的失业工人。审讯人员经过几番折腾还是问不出什么名堂,就把常宝玉押来对质。而常宝玉之前没见过刘少奇,也说不出什么证据,厂警只得大失所望地将他们移交到奉天警察局商埠三分局临时看守所关押。

  8月24日,警察局开始对刘少奇、孟坚的所谓“煽动工潮案”进行审讯。在审讯中,刘少奇仍然坚持原来的口供,审讯毫无结果。

  8月26日,警察局便将刘少奇、孟坚、常宝玉3人一起押解到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看守所。一次,刘少奇利用看守所放风的机会,机警地走到孟坚身边悄悄说: “既然将我们从高等法院移交到地方法院,案情就不太严重了。关键是那个工人不能出问题(指常宝玉),要做好他的工作,说明大家都是为工人做好事。现在是奉天纱厂把我们送进监狱的,只有人证,没有物证,要说服他矢口否认煽动工潮之事,案子就比较容易解决。”

  孟坚和常宝玉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他对常宝玉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将其说服。当中共满洲省委获得刘少奇被捕的消息后,一面向中央报告,一面设法营救。

  9月上旬,奉天高等法院开庭,对刘少奇、孟坚“煽动工潮”案进行审讯。由于刘少奇、孟坚沉着应付,奉天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刘少奇、孟坚“煽动工潮”案“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刘少奇回到中共满洲省委后,马上向中央报告了出狱的经过。随后,中央回电,由刘少奇继续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任宣传部长。

  刘少奇的被捕,既没有泄露党的机密,也没有使满洲党组织遭到任何牵连和破坏。1929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刘少奇出狱后立即写报告给中央,介绍刘少奇、孟坚被捕的情况。报告说:“少、孟(刘少奇、孟坚)被捕事在工作情绪上虽然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倾向方面,没有多大的影响。”当时在满洲省委工作的杨一辰写材料说:“刘少奇被捕后,省委机关没遭到破坏。省委机关一直还在原来的地方。”由此可见,多年以后“四人帮”以刘少奇此次被捕认定他叛变的说法无中生有。相反,少奇同志的沉着机智,为保护中共满洲省委,保存党的有生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激流勇进,坚持真理白区举红旗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前往国民党统治区(也称白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期间,对白区斗争的策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29年10月,他主持中共满洲省委会议,通过《满洲省委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指出:“必须坚决的尽可能的采用公开活动的策略,同时与党的秘密工作发生很好的联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要很艺术地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刘少奇虽然在满洲省委工作只有八个月,但很快打开了局面,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而且为党在白区工作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6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去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发言,并当选为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关于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问题,刘少奇与“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不顾他国实际情况,盲目推行当时德国职工运动的经验,要求其他国家一律在“黄色工会”里面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而刘少奇认为:中国情况与德国不同,“黄色工会”力量强大而且合法存在,“赤色工会”力量弱小而且不能合法存在,在“黄色工会”里面搞赤色反对派不现实,也不可能。他主张“赤色工会”的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存在来进行“赤色工会”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黄色工会”中的下层工人群众支持。但是,刘少奇的正确主张却被“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指责为“反决议”,并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仍坚持自己的主张。1931年夏,他在给“赤色职工国际”的报告《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中,再次表述了他对中国职工运动策略问题的看法。

  当年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杨尚昆在回忆中指出:“少奇同志对扣给他的‘帽子’,一直胸怀坦然,从不放在心上。这显示了少奇同志具有不迷信权威,不畏惧压力,勇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因为当时刘少奇身在莫斯科,没有回国参加“六届四中全会”,但在会上还是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秋,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被任命为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这时正值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也是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盛行时期。在实际工作中,刘少奇同与“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临时中央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1932年1月底,为反抗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支援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第十九路军抗战,上海市总工会组织全市工人进行总罢工。在关于工人罢工斗争的方针问题上,临时中央认为当时工人斗争形势是进攻的,提出将这次沪西工人罢工斗争发展成“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刘少奇在组织罢工的实际工作中看到,工人既没有武装力量,也没有可以举行总同盟武装暴动的条件,因而提出工人斗争形势应该是防御性的反攻。对此,临时中央认为刘少奇提出的方针是“消极派的罢工斗争方针”,从而遭到临时中央的坚决反对。但是刘少奇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沪西工人罢工斗争,并亲自予以指导。在这期间,刘少奇还撰写了《罢工策略》、《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等多篇文章,阐述了他对于国统区开展工人运动的策略和思想。

  遗憾的是,刘少奇提出的正确策略方针,却遭到临时中央的严厉指责和批判,于1932年3月14日被撤销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

  1936年初,刘少奇抵达天津,开始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由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现政治策略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阐明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正确策略思想。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对华北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强调要转变党在国统区内不适应抗战需要的工作路线,首先要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明确提出华北党组织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

  二是在实际斗争中,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积极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给以正确的指导。例如,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联党团组织为悼念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并折磨致死的爱国学生郭清,举行“抬棺游行”活动,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刘少奇得知此事后,于1936年4月5日撰写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冒险主义的行动,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充分利用公开的合法方式,团结更多的群众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这封信对纠正学生运动中“左”倾错误起了很大作用。

  三是积极进行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

  四是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长期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薄一波回忆:刘少奇在北方局两年多的时间里,“创造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

  对于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1941年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是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正确的领袖人物”,“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对于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路线的正确主张,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的杨尚昆后来这样评论:“刘少奇在这种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环境中,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明确提出了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开展活动,以便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使党的组织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刘少奇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国统区斗争的策略,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1945年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

  五、迎难而上,历尽艰险筹粮保长征

  1932年冬,刘少奇从上海秘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既领导全国的工运工作,又领导苏区的工运工作。他在苏区组织工人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开展同白区的贸易工作,为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少奇还主持筹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全师1.28万人,分编成3个主力团和1个预备团,后命名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支以“工人”命名的正规武装,在历次战争中表现了很强的战斗力。1933年10月,蒋介石调动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对中央苏区开始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这支部队为加强红军中的工人阶级骨干力量,武力抵御国民党的“围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年7月,刘少奇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到任后,采取征粮、借谷、开展节约运动等办法收集粮食支持红军战略转移。据《红色中华》报道:福建长汀县完成30954担,兆征县完成20504担,汀东县完成16259担、上杭县完成5141担,新泉县完成3010担,全部都超额完成征粮计划,全省共超过原定计划1万多担。宁化县从8月7日开始动员,半个月时间就征集了34000余担粮食。福建苏区人民还组织了运输队,将征集到的粮食运送到指定的地点支援红军。

  在筹粮的同时,刘少奇还领导发动福建苏区人民积极筹款,收集军工生产原料,编织草鞋等。兆征县在7月份便筹款17000余元;长汀县的赤男区一次就编织了1700余双草鞋;福建苏区各地的工厂也加紧生产,日夜赶制军需用品;长汀红军斗笠厂9月份产量超过了20万顶,中央被服厂长汀第三分厂5月底以后,工人们每天加班2个小时,生产了大批军用被服,确保红军战略转移需要。其他如宁化被服厂、长汀硝盐厂、四都兵工厂均夜以继日地开足马力生产,为红军提供了大量军需用品。长征前夜,红九军团在汀州休整时,领取了大批军用物资,保证每个红军指战员领到一套斜纹布漕棉衣、夹被、鞋子等,使红军部队面貌整装待发。

  刘少奇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期间,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了紧急动员群众筹借24万担粮食支援红军,他号召后方机关工作人员每月节省三升米。他倡议省委机关将大锅饭改用布包蒸饭,“包包饭”的推行,极大地减少锅巴造成的浪费。一次,机关工作人员在吃午饭时不见刘书记的踪影。大家以为他有事先吃了饭,一问炊事员,才知道刘书记为了节约粮食,一天三餐改为两餐。消息传开,机关反响强烈,不仅推动了全省用实际行动节约粮食支援前线,还给红军将士克服困难、英勇作战增添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1934年10月初,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10月10日,刘少奇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瑞金,先后担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任红军筹粮委员会主任。

  中央红军主力进入贵州后,1935年1月13日,随红五军团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收到周恩来的电报,通知他和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来遵义城。”刘少奇和李卓然准时赶到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集中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主张,结束了王明“左”倾冒犯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揭露和批评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遵义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和军团长董振堂一起到三十七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毛泽东多次感慨的说:“在遵义会议上,少奇同志给了我最关键的支持。”邓小平同志后来评价说:“1935年1月,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1935年7月中旬,红军到达四川松潘地区,大草原和茫茫湿地上荒无人烟,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如果给养跟不上,红军就会活活饿死在草地。过草地之前筹备足够的粮食,是摆在红军面前最艰巨的任务。中共中央决定把筹粮的任务交给红三军团,同时决定成立筹粮委员会,任命刘少奇为主任,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政治部副主任曾传六为副主任。

  刘少奇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红三军团指战员四处筹粮。刘少奇对民运部的同志们说:“过草地,走七八天不见人烟,粮食就是我们红军的生命。要尽量多筹一些粮食,要节约每一粒粮食支持我们走过草地,要互助友爱。”他针对当地情况,亲自制订了筹粮政策,组织红军干部战士在藏族同胞帮助下,深入到群众中去筹粮,有针对地对当地上层人士做宣传工作,为红军排忧解难。当地人烟稀少,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只筹到了少量的青稞。刘少奇根据红军部队人员数量和过草地时的起码需求,按人头把青稞分配给各部队。

  8月21日,刘少奇随右路军踏进大草地。大草地一望无边,到处是沼泽地,稍有不慎跌进泥潭,人就会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而被草地吞没。刘少奇把身边的警卫员、通信员都派出去,照顾其他体弱多病的战士,他自己则从容组织部队有秩序行进。行军途中,刘少奇不但没有片刻休息机会,还要利用部队休整的间隙找干部了解情况,做深入细致地思想工作,他要比别人多走一些路,多操一些心,多担一分责。长征途中,刘少奇总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勇气,发现战士断粮时,他把有限的青稞让给了伤病员,自己则挖野菜充饥。在长征途中,由于刘少奇有力的后勤保障,才使中央红军胜利走过了雪山草地。

  六、殚精竭虑,身居陋室渑池著宏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奔赴延安等革命根据地,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学生出身的新党员大量增加,一方面壮大了党的队伍,另一方面也使党的成分和思想状况变得复杂起来。如何对广大新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增强抵制资产阶级种种错误思想侵蚀的能力,完成我们党所肩负的民族解放任务,成为巩固党对抗战领导的迫切问题。

  抗战开始后存在的这种情况,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他多次给中共中央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同时强调指出,对这大批新党员要加强教育,使之树立正确的思想是非常必要的。刘少奇深知,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里,很多人都论及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但是,十分明确和全面系统地阐述共产党员自我修养的专著还没有。他决心攻克这个难题,开始酝酿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提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的命题,这更引起了刘少奇强烈的思想共鸣。他开始思考共产党员怎样才能加强自身的修养,克服各种错误的思想意识,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六届六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划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党规党法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刘少奇主持起草并在会上作的报告,使他正式产生了写作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想法。

  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率秘书、警卫、机要人员等一行17人,离开延安奔赴河南确山竹沟中原局机关。途中经西安,绕道潼关,改乘火车到河南渑池八路军兵站,在这里停留休整了一段时间。刘少奇在渑池期间,虽然住房非常简陋,但他坚持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根据自己多年以来对党内生活的观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撰写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一共6页,写在粗麻纸上,成为创建马克思主义修养理论的基础

  1939年1月初,刘少奇亲自指导豫西省委在渑池兵站窑洞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训练的对象是各县的县委和区委干部,也有一些基层党支部书记。在第一期训练班上,刘少奇亲自给学员讲授党课,首次宣讲了他的“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刘少奇依据提纲所作的报告指出:一定要建设一个好的党,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共产党员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加强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提高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的自觉性,更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刘少奇在报告中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内容和方法。

  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等一行人从渑池出发,经洛阳、南阳到达河南确山竹沟。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中原局和鄂豫边省委在竹沟创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培训支部书记以上区、县级干部。为了加强对这些党员干部进行党性修养教育,刘少奇挑灯夜战,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的基础上精心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演稿。讲演稿在“提纲”的题目上加上“论”字,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将“提纲”的内容进一步归纳,作必要的增删。刘少奇在竹沟的每天晚上,都坚持看书学习,常常彻夜不眠地阅读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党建理论的经典著作和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与结论。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初稿),全面形成了党建理论体系。

  1939年3月底,刘少奇回到延安。应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邀请,于7月8日、12日分两次在延安蓝家坪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报告系统论述了共产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必要性、重要性;党性修养的主要内容,以及进行党性修养的科学方法和正确途径,并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产生根源。

  刘少奇的报告,在延安引起很大反响。应张闻天要求,刘少奇将报告整理成文后送《解放》周刊总编辑吴黎平。吴黎平又将文章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这是一篇好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该快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于1942年《解放》周刊第81、82、83与1943年第84期连载。随后,又列为延安整风必读文献,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纯洁党员队伍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在整风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有不少党员认为自己苦大仇深,热爱党,主观上要革命,就是有党性。当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不符合,犯了错误,便以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心是好的来原谅自己,要求别人也以此来原谅他。这样,就使一些党员的思想觉悟长期停留在朴素的阶级感情水平上,不能尽快由自发性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自觉性高度,使不少党员干部在复杂的斗争中常常迷失方向。

  通过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许多党员不再满足于有个良好的主观愿望,而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毛泽东的有关党建著作被全党肯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代表作,成为批判“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思想武器。经过延安整风的大学习、大讨论,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达到空前统一,为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少奇把党性与党员的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引入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一大贡献,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

  从新中国成立到2008年,人民出版社、新知上海三联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前后27次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国外出版机构也将其翻译成英文、日文、捷文、荷文、西班牙文等几十种译本,在几十个国家发行,被称为“共产党的东方圣经”,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

  七、审时度势,竹沟历险智勇冠中州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抗日战争的领导,全会决定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同志担任中原局书记,中原局设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

  1938年冬和1939年秋,刘少奇同志先后两次从延安出发,跋山涉水,冲破敌人重重封锁,来到河南确山县竹沟中原局,领导中原地区抗日运动和党的地下斗争。他遵照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迅速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刘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竹沟先后举办了三期地方和部队教导队员培训班,他亲自讲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先后在这里培训了三千余人,并将学员输送到新四军二、四、五师和鄂豫皖、豫皖苏革命根据地,成为党、政、军的骨干力量。

  1938年以来,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政策,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尽管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国共关系好转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十分嚣张。1939年入夏以来,在山东、河北、湖北和湖南平江等地制造了多起惨案,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

  中共中央在于1939年8月下旬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适时分析局势、研究对策。8月24日,刘少奇在延安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发言:“目前时局的危险,包含了突变的可能性。目前要准备力量克服这种危险。为了克服这种危险,我党应该采取政治上进攻的积极方针,必须这样才能有战斗的准备。没有必要的准备将可造成惊慌,过去大革命时期便没有这种准备。”

  9月15日,刘少奇从延安再次南下前往华中,继续执行“发展”华中任务。他到达竹沟后,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他日夜找有关干部谈话,全面了解竹沟地区各方面情况。面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刘少奇预感国民党的武装反攻很快就会发生,应立刻抓紧部署,战略转移。他在竹沟镇北边的北王庄,召集鄂豫边省、地、县委负责人开会,敏锐地指出国民党反共高潮即将到来,提醒大家尽早做好应付突变的准备。他强调要有备在先,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把竹沟镇中原局机关工作人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由他带到豫皖苏边界地区去;大部分如党校、教导队、印刷厂等共计七百余人,由朱理治和任志斌带领南下,与李先念部会合,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又调刘子久主持河南和鄂西北党的秘密工作,隐蔽疏散一部分地方工作骨干,保留少数必要的干部坚守阵地。

  在刘少奇的强而有力指挥下,各机关、部队先后在十月中下旬,有计划有步骤地撤离竹沟。就在中原局机关撤离竹沟十多天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确山惨案”——国民党军队占领竹沟,残杀中共抗日干部、战士及其家属和群众二百多人。如果没有刘少奇的准确预料和及时部署,损失将更加惨重。当时担任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的任质斌后来回忆:“当时,如果不是少奇这样及时督促、部署,那我们到敌后去的自觉性就不会有那么高,可能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刘少奇在时局变化莫测之际,能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预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与他雄才大略的领导魄力和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

  八、高瞻远瞩,挥师“东进”华中传捷报

  1939年12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确定新四军“向东发展,向西防御”、“东进,东进,再东进”的战略方针,明确对顽固派实行反磨擦策略,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刘少奇从竹沟向东行进后,一直在考虑新四军发展战略问题。他调查了各地情况,同曾在江苏省委工作过的刘瑞龙多次交谈,了解中原局向东走那条路比较方便,沿途所经过地区的社会关系、物产、交通、民俗以及党的群众基础等情况。他在六支队干部会议上,一再号召“东进,东进,再东进!”他要求六支队越过津浦铁路深入敌后建立苏北根据地。刘少奇的想法与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要广泛猛烈的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绝不停止”的要求不谋而合。

  在1939年12月的中原局会议上,刘少奇明确提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是“向东发展,向西防御”。他缜密分析了华中地区敌我力量分布情况,指出豫皖苏和皖东地区都背靠国民党统治区,向西发展则受国民党限制,且不易受到中间力量同情;向北发展则打不开新局面,而向东发展地域辽阔,全属敌后,有驰骋回旋的地盘。经过刘少奇的认真分析和中原局的充分讨论,会议确定了新四军“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发展方向。

  1940年1月,刘少奇在定远县黄家村主持召开第二次中原局会议,着重讨论了在皖东国共两党军队混杂的情况下,应如何正确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强调应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以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各级党组织将刘少奇的思想传达下去,振奋了干部和群众的精神。华中各部队纷纷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先后建立了豫皖苏、皖东、皖东北、苏北根据地,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940年春,李品仙受命国民党主政安徽,接二连三地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面对严峻局势,刘少奇于2月下旬在定远大桥集附近的湾杨村主持召开第三次中原局会议,指出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又要对国民党的顽固势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40年3月19日,半塔保卫战打响。刘少奇调兵遣将、统筹全局,领导新四军取得以保卫半塔集为中心的反磨擦斗争胜利,创造了在对方优势兵力围攻下固守待援、打守卫战的成功战例。正如陈毅后来所说的: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在刘少奇和陈毅的领导下,新四军多次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斗争,皖东抗日根据地基本建立。

  打开皖东局面后,发展苏北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半塔保卫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敏锐感觉到蒋介石有意将重心移到华中,企图消灭新四军。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等,指出“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刘少奇的想法与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是一致的。他认为发展华中的主要方向是苏北,发展皖东是为了给进军苏北提供一个立足点。

  为了向苏北发展,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出调八路军黄克诚部队从华北南下、江南新四军北上的建议。1940年7月2日,在刘少奇统一指挥下,叶飞率部取得了郭村保卫战的胜利。10月初,陈毅、粟裕指挥新四军在黄桥歼灭韩德勤(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一万余人,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占领盐城,新四军陈毅部北上进抵东台,两军先头部队在白驹集胜利会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八路军和新四军连成一片,开辟了华中最大的抗日根据地。至此,东进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南北对进共同开辟苏北的任务基本完成。

  1941年1月20日,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惨遭重创,刘少奇临危受命,兼任新四军政委,重组新四军,重振铁军雄风,再夺抗日战争新胜利,再创人民军队新辉煌。

  九、 跋山涉水,突破封锁负重回延安

  1941年,中共中央正酝酿开展全党范围的整风,重点检查十年内战后期党的领导路线问题,为召开党的七大作思想准备。毛泽东需要刘少奇回中央分担重任。1941年10月3日,远在苏北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收到中央的电报,通知他速返延安,并负责筹备党的七大。中央还交给刘少奇一项重要任务,要他代表中央到山东根据地指导工作,解决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

  从苏北到延安,路隔数千里,很多地区都控制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的手中,刘少奇回延安的行程安全成了大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1942年2月13日,毛泽东电令陈毅和刘少奇,指出:“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2月20日,毛泽东又来电要求:“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带领100余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回延安的漫漫征途。

  刘少奇一行昼伏夜行、披星戴月、风雨兼程。他和大家一样,随身带着铁铲,逢山开路,遇水游泳。3月下旬,他们穿越日伪军封锁严密的陇海铁路;进入鲁南抗日根据地后,刘少奇一边走,一边调查了解沿途情况。4月下旬,他们到达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驻地山东东海县(今临沭县)朱樊村。

  刘少奇来到山东分局,顾不上休息,先后找山东分局书记朱瑞,115师代理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谈话,并仔细翻阅了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党报《大众日报》。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刘少奇基本上找准了山东问题的症结。4月 26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山东分局在坚持敌后抗战中取得的成绩,接着指出了目前根据地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随后,刘少奇又召开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明确了今后的目标和任务,并决定山东分局为山东政治军事领导核心,在分局下设一个军政委员会,师部、山东纵队和分局合署办公,精简机关人员,朱瑞、黎玉均驻115师师部与罗荣桓、陈光一起办公。在解决了山东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之后,刘少奇又抓住实行减租减息、切实改善农民生活这个关键问题,充分发动各阶层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使山东的工作很快有了好转。在刘少奇的帮助下,山东根据地不仅胜利度过了最艰苦的1942年,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局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工作需要,刘少奇在山东分局所在地停留了近四个月。当时,日军刚刚在华北进行“扫荡”,行程充满危险。

  7月下旬,刘少奇又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程。从滨海到鲁西,千里路程,还要穿越日军数道封锁线。为了便于隐蔽,刘少奇化名许行仁,剃了光头,换上便衣,打扮成生意人,只带几名工作人员和十几名警卫组成小分队继续前进。他们渡过沭河、沂河、费县、滕县,在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护送下,惊险不断地穿过津浦铁路。

  8 月下旬,刘少奇从河南进入河北冀中平原。这里不仅有平汉铁路,而且是华北、华中和华南抗日根据地同延安联系的必经之路。日军在这里防范特别严密,在“五一大扫荡”时,曾在8000多个村庄密布了1500个据点,700多辆汽车经常巡逻在公路上。刘少奇化装成商人,在地下工作者的精心安排下,通过利用伪军关系,乘坐小汽车在白天顺利通过了平汉铁路。

  9月上旬,刘少奇到达129师所在地河北涉县赤岸村。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盛情接待了刘少奇,品味了当地特色小吃干羊肉。邓小平后来说:“那是当时最好的东西了,我们很久没有吃肉了,借招待少奇同志饱吃了一顿。”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得知刘少奇安全到达了129师部,立即复电:“少奇同志: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刘少奇在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停留一个月后,继续向太岳山区行进。11月初,来到日军封锁严密的同蒲铁路和晋中平原。毛泽东得到消息,特通知第120师负责人林枫、周士弟和甘泗淇:“少奇路过,你们的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为了顺利通过敌占区,刘少奇和负责护送任务的晋西南工委书记解学恭研究,停止部队护送,由敌占区干部依靠群众悄悄护送。经过三天的紧张行军,刘少奇一行基本走出了晋中敌占区。但根据侦察人员汇报,日军发现有中共“大人物”在行动,不但在许多地方设了埋伏,而且还在后面派兵追赶。刘少奇一行加快了夜行军的速度,于1942年12月底,安全穿过晋中平原最后一道难关后到达延安。这一路,历时九个多月,穿越敌人103道封锁线,行程3000多里。在一次会上,刘少奇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经历了一个‘小长征’,这是一次很好的考验。”

  十、临危受命,运筹帷幄神速占东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难抗战终于取得胜利。蒋介石为了巩固政权,赢得备战时间,抛出和平建国的幌子,邀请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留在延安主持全面工作,明确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被国民党占领东北,那就能够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与华东、华中相配合,南北夹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反之,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抗战胜利时,其精锐主力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相反,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东北坚持了14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有着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与东北相连、相望,这些都是我们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为抢占东北,夺取全国胜利,1945年9月,刘少奇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作出了一系列调兵遣将重要战略部署。为实施这一方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陈云等人为委员,并从华北、华中、山东、浙东、苏南、皖南、冀东等各解放区调遣部队十一万人,干部两万多人进入东北,其中包括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5名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10名中央候补委员。这一重大战略调动,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驻扎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从全国看,中共领导的军队已经从东北、华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摆脱了分散被动的局面,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后来在苏军撤离东北,国民党军抢占山海关、锦州、沈阳等地的严峻形势下,刘少奇根据形势变化,急速调整战略部署,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部队迅速从大城市和铁路沿线退出,向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展开,逐步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未来三大战役首先从东北发动准备了条件。人民军队进入东北后,获得了很大发展,对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十一、深谋远虑,天津调查躬身问国策

  1949 年春,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后, 刘少奇负责指导城市工作。当时,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已基本完成, 社会秩序大体安定,摆在全党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肃清封建残余、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

  如何恢复生产和发展城市经济?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道难题。在当时新解放的城市中,天津的问题尤为突出。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于1949年1月15日解放,解放后社会秩序稳定,但生产恢复却很缓慢,新接收的私营企业一时难以复工。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存在“左”的倾向,私营企业普遍停产关门,开工不足30%,大批工人失业,上百万城市人口生活无着落。天津存在的问题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刘少奇于1949年4 月 10 日晚抵达天津,第二天上午就开始深入天津各主要工厂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在初步掌握情况的基础上, 刘少奇从18 日起开始同各界人士座谈。刘少奇先后召集天津市干部会议、职工代表大会、工商企业家座谈会,并在会议上作重要讲话。通过同 10 多个行业的代表以及天津著名的工业资本家李烛尘、周叔弢、宋棐卿等座谈, 刘少奇感觉到天津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在资本家和工人群众中有许多模糊认识。他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并针对工人和资本家思想中存在的问题,通俗地说明了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剥削问题。刘少奇为解除资本家存在的“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的顾虑,借用天津市领导人在汇报中提到的“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的说法,解释说:“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

  他还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他说:毛主席说过, 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 要照顾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 八方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 公私关系的公私两方, 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只有都照顾到才叫全面照顾。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同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密切相连;在天津调研中,他又进一步充实发展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对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他还提出组织交易市场, 搞活城乡物资流通, 支持贸易部门提出的由政府设立纱布和证券交易所的想法。不久, 天津市委就按照刘少奇的指示, 办起了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和在几个行业初步实行了按合同加工订货。他在同资本家的谈话中, 提出和平赎买, 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些思想和实践是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宝贵探索。刘少奇的这些讲话, 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资产阶级, 社会各界情绪出现团结、向上的气氛, 促进了天津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全市的工商业迅速恢复,主要生产行业 6、7 月以后就恢复到解放前的正常水平。9 月,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户从 4 月份的 293 户增加到 3800户, 职工人数增加近 20%。以工业、商业迅速复苏为标志, 天津的经济建设呈现生机蓬勃的兴旺景象。

  天津恢复发展生产的成效和经验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各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积极性, 防止了将解放的南方各大城市的资金外流。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当时深有感慨地说:“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向私人资本家明确地解释了四面八方政策, 在解除私人资本家的思想顾虑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 针对高岗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攻击, 公道地指出:“据我所听到的, 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

  十二、实事求是,解散食堂决策得民心

  由于 “大跃进”的失误, 1959年至1961年间, 我国国民经济连续三年遭受严重困难, 特别是出现了粮食危机,造成了数千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为了尽快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 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率先垂范,来到了湖南农村蹲点调查,踏上了改变中国亿万农民命运的回乡之旅。

  1961年4月1日, 刘少奇来到湖南长沙农村进行蹲点调查。到达湖南的第一天, 刘少奇向省委负责同志指出: “这次是蹲点调查, 不要影响省委的正常工作。这次调查, 先秘密, 后公开, 先找人个别谈话, 后开各种小型座谈会, 深入民间,深入实际, 既是私访, 又是公访。”他还说:“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 直接到老乡家, 睡门板, 铺禾草, 既不扰民, 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 一切轻装简从, 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住在老百姓家里, 他们有什么话都会跟你说, 给你反映你想了解都了解不到的问题。”刘少奇湖南之行的第一站,是距他家里炭子冲十多里的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从4月 2日到8日,刘少奇在这里住了6天,初步了解到了农村普遍存在的粮食饥荒情况。

  4月12日, 刘少奇在省委书记张平化的推荐下,来到了长沙县天华大队蹲点调查,在王家塘生产队一栋三开间的阴暗、潮湿、破旧的土砖房里,刘少奇和王光美住了18天。刘少奇叮嘱调查组成员说: “搞调查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 不要说假话。我们是为解决问题做调查, 要照毛主席讲的办, 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不带框框, 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 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4 月 13 日和 14 日,刘少奇连续召开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座谈会。在征求对公共食堂的意见时,干部们一致表示,食堂有优越性,应当继续办下去,只是可以划小一点。刘少奇从他们的言谈中感到,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缚,这些干部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刘少奇没有责怪他们。15 日,他去察看天华大队施家冲生产队公共食堂,当天下午他又邀请施家冲生产队部分社员座谈。会议开始时,刘少奇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刘少奇的诚恳态度感动了与会群众,打消了顾虑,大家纷纷诉说了公共食堂的副作用。接下来, 刘少奇以食堂问题为中心, 引导大家讨论了供给制、山林、住房,以及民主与法制等平日议论最多的热门话题,还给大家描绘了农民兴家立业“十个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蓝图。会场上, 大家讨论活跃, 坦诚谏言, 使刘少奇获得了从队级到社级、县级、地级直至省级干部那里都听不到的真情实况。刘少奇还走访社员家庭,把群众对食堂的批评归纳为8条,讲给社员听,大家都很赞成。

  4月15日晚, 刘少奇回到长沙市,同中共湖南省委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4月17日, 刘少奇再次回到天华大队, 先后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会、大队总支委员会、大队干部会、生产队干部会、工作组会等, 研究解散公共食堂、做好退赔工作的一些问题。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 解决问题, 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从实际出发,真正按照群众的意愿办;必须遵循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方针。在具体操作中, 必须坚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 千万注意不要造成‘新的破坏’。”直至4月30日,刘少奇才结束了天华大队蹲点调查。

  5月3日,刘少奇踏上令他魂牵梦绕的故土。他谢绝了县里为他安排的招待所,住进炭子冲旧居(小时候住过的房子)。在炭子冲,刘少奇继续进行农村调查研究。他察看炭子冲的农田,走访社员家庭,先后同农民兄弟、基层干部和儿时伙伴促膝长谈。他对农民说:“这几年,听说工作搞得很不好,社员吃不饱,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田地荒了不少。我是早就想回来看看,回来得晚了,对不起大家。现在的政策还没有制定好,政策要大家来讨论。”在家里的6天,他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农民的疾苦以及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有了准确的答案。

  5月7日下午,刘少奇邀请炭子冲部分农民和基层干部到旧居座谈。在谈话中,他首先对这几年的困难承担了责任:“我将近 40 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你们。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接着,他针对同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谈到食堂问题时,他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淘米,一个食堂占用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了。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一两条,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利用工作间隙,刘少奇祭扫了母亲的坟墓,并看望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六姐刘绍德。5月9日,他没有惊动父老乡亲,在午夜时分悄悄离开了炭子冲。在长沙停留几天后,于16日返回北京。

  刘少奇的故乡之行,给乡亲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人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位真正共产党人体恤民情、心系百姓的精神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襟怀。他在湖南农村共调查了44天,其中33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 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 走访了10多个生产队, 对6个生产队做了详细解剖, 找三百余名干部、农民谈话, 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 获得了大量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 为当时党中央调整农村政策,解决与农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依据,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人民群众心坎上, 把党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十三、坚定信仰,书写历史公道在人心

  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更是首当其冲,造反派的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铸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1966年8月,由于“四人帮”兴风作浪,刘少奇被迫停止工作。“文革”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神州大地疯狂践踏真理和正义,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等罪名强加给刘少奇。

  据刘少奇儿子刘源回忆,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污蔑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看到党的组织生活遭到破坏而痛心疾首。

  面对“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刘少奇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据刘少奇的卫士长贾兰勋回忆: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的一次批斗会结束后,刘少奇拿出195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在人妖颠倒的年代,一本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也没能保住共和国主席的人身不受侵犯。

  1968年10月,在党的组织生活极不正常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错误地扣上:“叛徒、内奸、工贼”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

  “四人帮”对刘少奇不断地实施迫害,他们利用“王光美专案组”对刘少奇进行调查,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捏造伪证,罗织罪名。他们不仅剥夺了刘少奇的工作权力,而且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被秘密押往河南开封,关押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大院原“同和裕银号”旧址,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7天。1969年11月12日清晨6时45分,刘少奇在得不到医疗救治的情况下停止了呼吸,享年71岁。当时,他身边不但没有一个亲人,更没有鲜花和党旗。14日凌晨,专案组为掩盖罪行,把刘少奇的遗体当作“烈性传染病人”在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在冒称他儿子刘源填写的火葬申请单上,“死者职业”一栏中填写的是“无业”。堂堂一位七亿人口大国主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操劳了一辈子,竟然换来“无业”二字!

  刘少奇即使处在最危难时刻,始终相信人民群众。他向夫人王光美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真理不可欺,民心不可辱。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刘少奇光辉而伟大的一生,并恢复了他生前的名誉。邓小平说:“刘少奇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紧紧地握着王光美的手说:“是好事,是胜利!”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三十多年以来,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缅怀一代伟人刘少奇,1998年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6000多人参加了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对刘少奇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刘少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立了卓著的功勋,他的名字永垂史册。”2008年11月11日,刘少奇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同志的光辉业绩、崇高风范和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回顾刘少奇同志的一生,让我们深受启发和教育,刘少奇同志在任何时候都能坚守着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时刻心系国家和人民,他具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海纳百川的胸怀、无私无畏的胆量、德行天下的境界,他在困境中迎难而上,他在顺境中居安思危,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精彩华章,他用一个大写的人字撑起了历史的天空!

  (作者系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刘少奇纪念馆馆长、教授级高级政工师、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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