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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刘少奇》---刘少奇的历史贡献和精神品格
作者:罗  雄
 发布时间:2013-11-28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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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移动党课讲坛·社区篇

 

 

  共产党员典范 人民公仆楷模

  ——刘少奇的历史贡献和精神品格

  罗 雄

  湖湘文化的沃土,孕育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刘少奇!

  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刘少奇!

  文化革命的阴风,湮没了一位赤胆忠心的刘少奇!

  实事求是的思想,还原了一位光明磊落的刘少奇!

  在科学发展的春天里,刘少奇的足迹在延伸!

  在伟大复兴的旗帜上,刘少奇的声音在回响!

  今天,我给大家讲述刘少奇的光辉一生!

  2008年11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同志的光辉业绩、崇高风范和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同志出生于湖南宁乡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刘少奇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远大志向,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1919,革命的滚滚洪流,把他推向了北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当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河北保定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因为没能筹集到路费,只好与任弼时、萧劲光一道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1921年冬天,他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我们党为数不多的早期党员之一。从此,刘少奇同志就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刘少奇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一样,刘少奇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事业所作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几乎涉及各个历史时期和所有领域。纵观刘少奇的奋斗历程,今天主要从六个方面来学习和研究他的卓越贡献和光辉思想。

  一、工人运动领袖,白区斗争旗帜

  1、领导安源工人运动 。

  1922年春,刘少奇从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回国后,即到赤色职工国际工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直至1927年夏,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刘少奇都在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1)浑身是胆的刘代表。

  1922年9月,刘少奇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派遣,来到湖南长沙郊外的清水塘,在一栋普通的农舍里,与毛泽东第一次会面,两位青年才俊一见如故,彻夜长谈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思想。随后,刘少奇同李立三一起在江西萍乡,领导一场影响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一位莘莘学子,让全副武装的路矿当局闻风丧胆,成论文威震一方的“刘代表”。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冲锋陷阵,冒着生命危险亲往戒严司令部谈判。他从容不迫、唇枪舌剑、有礼有节,使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罢工之一,也是中国工运史上最成功的罢工范例。

  (2)精明能干的总主任。

  从1923年4月起,刘少奇接替李立三,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即工会)、总主任。到1924年5月,安源已有共产党员60多人。大革命失败后,安源党员人数达150多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有“小莫斯科”之称。安源工会领导的工人武装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并成为井冈山早期红军重要来源。

  (3)联合工会的领头雁。

  1924年,在刘少奇的领导下,由汉冶萍公司所属汉阳、大冶、安源三个厂矿企业工会组成的汉治萍总工会,

  拥有会员3万多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联合工会,刘少奇担任委员长。

  2、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

  (1)首创总工会。

  刘少奇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5年1月,刘少奇到广州主持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主持起草大会的主要文件,并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当时,由工人出身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领导人林伟民任担委员长,不久因病不能工作,于1927年9月去世。刘少奇于1926年2月起代理委员长。

  (2)掀起工运潮。

  1925至5月30日,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爆发,6月上旬,刘少奇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委托来到上海,负责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和上海总工会,兼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随后又领导了省港大罢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粤、港、沪工运高潮,影响和指导了全国工人运动健康发展。

  (3)收回英租界。

  1927年1月,刘少奇兼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参与领导了武汉工人维护国权斗争,一举收回了被英国占领60多年的汉口英租界,让国人扬眉吐气。

  3、认真总结白区工作经验。

  1927年“4.12”反革命武装政变爆发,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刘少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春,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赴天津参与指导中共顺直省委工作;1929年春,刘少奇赴沈阳担任第五届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领导了“奉天纱厂”和“中东铁路”斗争;刘少奇在奉天纱厂不幸被捕,但由于他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不久获得“无理由羁押”释放。1930年8月,刘少奇出席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并留任莫斯科工作至1931年秋回国。

  刘少奇有没有参加红军长征?长征途中刘少奇在干什么?这是后人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我今天确切的告诉大家,刘少奇走完了长征全部行程。

  1934年10月10日,刘少奇随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直至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保安县吴起镇,全部行程25000里,纵横十一个省。长征途中,刘少奇先后担任红五军团、红八军团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军筹粮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感慨地说,在遵义会议上,少奇同志给了我重要的支持。1935年12月,中央决定派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去华北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统一全党认识,粉碎日本侵略者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

  1936年春,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化名胡服,赴北平、天津、河北、山西、东北等地领导整个北方地区党的工作。

  (1)端正北方党的思想政治路线。

  当时的北方局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 刘少奇来到天津后,做了艰苦深入的工作。这段时间,刘少奇在党内外刊物上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肃清空谈的领导》、《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等不少文章,清算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统治北方局多年的“左”的一套,大力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同时,他还通过采取改组北方局领导班子、向地方党组织委派干部等措施,有效改变了长期以来北方党组织同中央比较疏远的状况,从思想上政治上将北方党组织和党员带到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旗帜下。

  (2)抓住时机发展壮大党员队伍。

  刘少奇到北方局后,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建立了在内战时期遭到破坏的华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刘少奇不失时机地将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一批党的高级干部营救出狱,并将他们派往各地党组织担任领导职务。在北方局大力批判关门主义的形势下,各地党组织发展了大批新党员。特别是将活跃在北平、天津等地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会、学生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组织中来,为开展华北抗日战争积蓄了干部力量。

  (3)认真总结白区斗争的经验教训。

  1936年前后,刘少奇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写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多篇文章,提出了一整套策略方针。特别是1936年4月,刘少奇写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阐明了白区斗争中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是中共关于白区工作的第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件,是指导白区斗争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中共白区工作的根本转变。随后,刘少奇还在1937年2、3月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4封长信,总结中共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指导“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刘少奇的这一举动,是我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的先声。刘少奇在北方局的工作得到了中央充分肯定,被称为“我党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白区工作一针见血的医生”。

  二、抗日战争先锋,中华民族脊梁

  1、巩固华北根据地。

  (1)积蓄抗日武装力量。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三个师开往华北前线。此时华北地区在刘少奇领导下,中共组织已经普遍重建和恢复,党员人数大量增加,两支队伍、两股力量汇合起来,迅速打开了华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到1938年10月,八路军由原来的4.4万人增至15.6万人,1939年夏,中共领导下组建起来的山西新军已有50个团7万余人投入抗日斗争。

  (2)组建晋察冀边区政府。

  刘少奇抓住由于日军侵占造成敌后政权空虚的薄弱环节,委派党员干部出任专员、县长,第一个由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就是刘少奇1937年11月16日指示聂荣臻筹备建立的。后来,八路军又陆续开辟了晋西南、晋东南、晋冀豫等党政军齐备的抗日根据地。

  (3)建立爱国统一战线。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以后,我党确立了动员全民族全面抗战的路线,刘少奇在华北建立起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鼓励青年学生成立抗日武装组织,指示薄一波在山西创建山西牺牲同盟会和青年决死队,在华北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发展华中大本营。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党在敌后武装斗争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委派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书记,执行发展华中的重任。刘少奇主政华中全面工作后,审时度势,力排众议,确定了开辟苏北的战略发展方向。

  (1)中原局机关竹沟历险。

  抗战初期,由于华中地区犯右倾错误,国民党节节败退,我军势单力薄。1939年1月,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来到河南竹沟作为驻地,不到一年时间,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壮大,有“小延安”之称。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首选目标是血洗中原局机关,凶残制造了血溅中原的“竹沟惨案”。由于刘少奇很有预见性,提前部署反击,极大地减少了人员伤亡。1939年12月,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从竹沟转战皖东。

  (2)“三大战役”威振中原。

  这里所指的“三大战役”,是在刘少奇、陈毅指挥下的半塔战役、郭村战役、黄桥战役。

  在刘少奇领导下,我军华中各部队纷纷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先后建立了豫皖苏、皖东、皖东北、苏北根据地,先后在皖东、津浦路东半塔集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取得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经刘少奇提议,中共中央调八路军黄克诚部从华北挥师南下,皖南新四军陈毅部也从苏南渡江北上。

  1940年6月,在刘少奇的统一指挥下,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在半塔集、郭村、黄桥等地形成南北夹击的攻势,一举歼灭了不断进攻新四军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主力12个团共1.1万余人,取得了黄桥决战胜利,使苏北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大运河以东直到黄海边的广大地区,都被共产党控制。至此,中共中央确定的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变为现实,正如陈毅所说:“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3)直取苏北重镇盐城。

  1941年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苏北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直到黄海边的广大地区,都被我军控制。在打响黄桥战役的同时,八路军第五纵队也南下东进,一路冲破敌军抵抗,直取苏北重镇盐城,南北两师在东台以北的白驹集会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开辟了华中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南北对进共同开辟大苏北战区的任务基本完成。

  3、盐城重组新四军。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消灭新四军的图谋,刘少奇于1月17、18日两次向中共中央提议,重新“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毅代军长”。中央同意刘少奇的提议。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向全国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兼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军部重建后,以崭新的面貌纵横驰骋在华中苏、皖、鲁、鄂、豫5省的抗日战场,成为继八路军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抗日劲旅。

  (1)重组后新四军建制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刘少奇开始着手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4日,刘少奇在新四军干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这是刘少奇到华中局后第一次公开“亮相”,并宣布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此前,为了革命工作需要,他一直隐姓埋名,先后使用 “胡服”和40余个化名。

  为了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制,1月26日,刘少奇同陈毅致电中央:“为整理与统一新四军编制,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4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一师,皖东为第二师,李先念部为第三师,苏南为第四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29日,毛泽东复电指示:“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设5个师”。刘少奇针对 “皖南事变”后出现的部队官兵悲观失望情绪和部分八路军指战员不愿意改为新四军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为了战斗需要,新四军最后编为7个师,计9万余人,并重新划定活动区域。2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粟裕为第1师师长,刘炎为政委;张云逸兼任第2师师长,郑位三为政委;黄克诚为第3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为第4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为第5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为第6师师长兼政委;张鼎丞为第7师师长,曾希圣为政委。

  (2)重组后新四军力量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总量已达到30多万人。刘少奇抓住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有利时机,把“皖南事变”这一坏事,变成了发展、扩大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好事,奠定了共产党在华中的基础。过去新四军的军长、副军长由蒋介石任命,现在蒋介石撤销了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重新任命新四军军师班子,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刘少奇果断抓住这个大好机会,把新四军真正建成中国共产党的铁军。刘少奇下大力抓好军队各级党的建设,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新四军整编后,部队数量急剧扩大,驻防范围北至陇海铁路,南至皖南和苏南,活动区域远远超出中原局的管辖。而东南局因项英遇难,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新的华中局,相应地成立中共新四军分会,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兼任新四军分会书记。

  (3)重组后新四军战绩

  新四军重组后,在反对日伪军的“扫荡”中锻炼摔打部队。5月下旬,日军发动了目标直指新四军军部的大“扫荡”。刘少奇同陈毅领导新四军的三个师及地方部队互相配合,“以积极游击动作打击敌人,逼其撤退,并阻止其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至8月20日,在3个月反“扫荡”中,新四军共进行重要战斗135次,毙伤日伪军1932人,俘虏日伪军1089人。通过反“扫荡”的锻炼,新四军越战越勇,具有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

  刘少奇在新四军工作时间虽然只有两年,但他在处理“皖南事变”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对于重振铁军雄风作出了特殊贡献,新四军也走出了两主席,一元帅,三大将。

  三、致力党的建设,创造修养理论

  1、创立共产党员修养理论

  刘少奇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对党的建设有过大量论述,但主要是从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角度,而很少从加强共产党员自身修养和党性锻炼的角度论述党的建设。刘少奇于1939年1月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全面系统地阐述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身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党性锻炼和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这篇著作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对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1)“修养”的历史背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了极大创伤,为了壮大党员队伍,从陕甘宁边区、国统区和从大城市来延安的青年学生中发展了大批新党员,虽然党员总量增大,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良莠不齐、思想复杂,难以形成战斗力。刘少奇在北方局和抗日根据地,非常重视共产党员修养和党性锻炼,多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宣部长张闻天写信,说出自己的看法。1939年1月下旬,刘少奇利用自己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首次在中共豫西特委举办的党员培训班上作了专题辅导报告。

  (2)“修养”的主要内容。

  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宣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的邀请,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作了两场三个小时的演讲,从九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身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首次提出了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重要意义。

  (3)“修养”的深远影响。

  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演讲特别重视,认为切中时弊地解决了共产党员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请刘少奇整理成文后,立即转《解放周刊》总编吴黎平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给吴黎平回信:“少奇同志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好的文章,应该快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连续在1939年8月20日、30日和9月3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81至84期全文连载;1942年又被列入延安《整风文件》作为干部必读教材,后在解放区多次出版发行单行本;新中国成立后,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3000多万册,被西方学者誉为“东方圣经”,是党的先进性建设教科书。

  2、潜心研究执政党建设

  (1)思想建设

  刘少奇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路线概括为“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建党路线的基础。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建党路线……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刘少奇基于对毛泽东建党思想、建党路线的准确把握,结合他本人的丰富实践经验,于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建党路线,并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路线的根据、内容和方法。正是在这条建党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且始终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

  (2)群众路线

  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完善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揭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刘少奇对群众路线的内容作了准确界定,认为“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他指出,贯彻群众路线必须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3)民主集中制

  刘少奇提出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基本规律,并对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作了全面论述。他指出,共产党不是党员人数的总和,而是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刘少奇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的群众路线”,“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他还从理论上深入分析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对“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含义作了具体阐述。

  (4)党内斗争

  刘少奇在总结党内斗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共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错误的党内斗争,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刘少奇在1941年7月《论党内斗争》讲演中指出:“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而没有思想原则分歧的斗争,就是一种无原则无内容的斗争,是完全不必要的、有害的。党内斗争是为了加强党的组织与团结,提高党的纪律与威信,推动党的工作来进行”,“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任的态度来进行”,“只能允许合法的斗争,只能允许思想斗争,一切违犯党章党纪的斗争方式,都是不允许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论党内斗争》一文也被收入《整风文献》,对于领导干部学习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被毛泽东誉为“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

  3、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在江苏盐城泰山庙新四军军部,封封加急电报雪片似的飞来,催促刘少奇火速赶回延安。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带领华中局100多名干部奉命奔赴延安。他们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途经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六省,穿越103道封锁线,步行3000多公里,于1943年元月回到了延安。毛泽东兴高采烈,命令将延安杨家岭的团年饭改成欢迎宴,为少奇的归来接风洗尘。

  《铁道游击队》护送零号首长过封锁线,就是讲述刘少奇回延安的这一段传奇经历。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次会议实际上组成了以毛泽东为第一把手、刘少奇为第二把手的新的领导格局,标志着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在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1)毛泽东思想的起源。

  中国革命发展,迫切需要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刘少奇自觉担当起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重任,为此作了巨大努力。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撰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这篇文章把认识、宣传毛泽东及其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毛泽东思想的定义。

  刘少奇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准确、科学的定义。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列主义”。这一经典性的表述几十年不变,充分显示了它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刘少奇的报告从9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当时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在毛泽东思想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它为干部群众理解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统一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几十年来,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不断深化,新的论著层出不穷,但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仍未过时。

  (3)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1945年5月14、15日两天,刘少奇向中共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写入党章的必要性和权威性。他指出,新党章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工作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他同时说明,这一条已经成为党规党法,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遵循。他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四、临危受命延安,成功抢占东北。

  1945年8月26日,中中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和周恩来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与朱德、任弼时、陈云、彭真一道,以运筹帷幄之中的雄才大略和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英雄气概,成功指挥了抢占东北的战斗,向党中央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1、指挥调动10万军队抢先进入东北。

  (1)华东调兵

  9月7日,刘少奇召开紧急会议,指示华东局立即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火速派往东北。

  (2)山东调兵

  9月11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命令:山东分局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经海道进入东北。

  (3)华中调兵

  9月15日刘少奇又下达命令:从华北、华中选调100个团架子的军事干部,日夜兼程赶往东北。

  在半个月之内,中共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水陆共进,挺进东北。

  2.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1)电告重庆。

  9月17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报,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提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控制冀东、热河。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回电完全同意。

  (2)指示全党。

  9月19日,刘少奇起草中共中央给全党的指示,正式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同时命令:山东部队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3万兵力到冀东,3万兵力进入东北;新四军除五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部队撤向苏南,苏南、皖南主力撒返江北;晋冀鲁豫军区准备3万兵力在11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3)占据东北。

  随后,刘少奇从各单位抽调大批政治、军事干部派往东北。先后开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达11万人,干部2万余名,其中包括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5名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10名中央候补委员。

  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期间实施的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驻扎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我军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从全国看,中共领导的军队已经从东北、华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摆脱了分散被动的局面,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3、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因劳累过度住院治疗。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指挥东北战场。

  (1)调整战术,撤离锦州。

  11月,有美式机械化装备的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共7万余人,通过海运从秦皇岛登陆,向装备落后的中共军队大举进攻,16日占领山海关。刘少奇适时调整战术,命令我军于11月底主动撤离锦州、沈阳。

  (2)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11月20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东北局:“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刘少奇把这种策略叫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1月23日,刘少奇向在重庆的周恩来通报说:“已去电要彭真、林彪在苏军撤退后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3)立足东北,解放全国。

  12月下旬,毛泽东病情稍有好转,在仔细研究了东北局势后,写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一指示同刘少奇近月来指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部署完全一致。到12月底,东北我军扩编至22万人,部队向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展开,逐步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未来三大战役的打响和解放全中国首先从东北发动准备了条件。

  五、转移河北平山,领导土地改革。

  1、起草“五四”指示。

  国民党围剿延安,共产党战略转移。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谈判破裂。1947年3月,国民党出重兵“围剿”延安,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实施战略转移,由刘少奇任书记,朱德任副书记,率领中直机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建立中国革命指挥所,完成中央委托的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军队协调三大任务。

  (1)“五四”指示的来源。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抗战胜利后,这一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中共必须调整自己的策略,以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1946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商量起草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电。随后,刘少奇又同任弼时、薄一波、邓子恢等人逐条研究修改,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文件,史称《五四指示》。

  (2)“五四”指示的内容。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移。指示还具体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要保护工商业,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允许中小地主、富农、开明绅士保留多于农民的土地。

  (3)“五四”指示的意义。

  《五四指示》出台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重大举措,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已经从实行减租减息转变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新跨越。当时,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已经拥有1亿多人口。《五四指示》的贯彻,使大多数解放区农民获得了土地,广大农民坚定地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2、酝酿“中国土地法大纲”。

  (1)主持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这一新形势的出现,对土地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7月至9月,刘少奇作为中央工委书记,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部署解放区土改工作。

  (2)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

  同《五四指示》相比,《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更加彻底的反封建土地革命纲领,它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对所有土地实施平均分配。

  (3)指导老解放区实施土地改革。

  1947年10月,《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布施行。随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连国民党统治区也受到极大震撼。

  3、解放战争胜利保障。

  (1)土改赢得民心。

  到1948年秋,在拥有1亿多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各阶层占有的土地大体平均,亿万翻身农民阶级觉悟和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保家乡成为解放区的一道风景,农民积极参军参战,有力支持了全国解放战争,陈毅元帅说:“三大战役的胜利,是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2)酝酿新解放区土改。

  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老解放区已经按照《土地法大纲》完成了土地改革,但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1950年1月4日,分管土改工作的刘少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2月12日又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提出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主张。

  (3)指导全国土改。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获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提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方针和关于富农土地问题等方面的政策。全会通过刘少奇的报告,同时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彭德怀、习仲勋等参加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审定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

  (4)用法律的形式推进土改。

  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一届三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土地改革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论述中国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根本目的、历史经验和方针政策。他还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的起草修改情况向会议作了说明。

  解放前后的土地改革,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法》是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文件,它总结了建国前制定《五四指示》、《土地法大纲》及其施行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切合建国初期所实行的新政策。它明确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规定保存富农经济等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到1952年冬和1953年春,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土地改革的工作在全国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和农具、房屋等生产资料。

  中国共产党经过制定和贯彻《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三个里程碑式的文件,一步一步领导中国农民改革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刘少奇在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六、致力兴党强国,践行勤政爱民

  1.制定新中国经济建设基本方针。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1949年3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领袖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与此同时,筹备建立全国政权、研究制订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也提上了党的工作日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1)研究过渡问题。

  刘少奇经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长篇发言,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合作社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未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设想。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认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他进而委托刘少奇:“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2)提出建设方针。

  9月13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发言之后,9月15日张闻天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并于9月30日上报中共中央。刘少奇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对张闻天撰写的提纲作了两次大修改,文字从8000字增加到1.7万字,其中对新中国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基本方针作了更为准确、详尽的阐述。毛泽东读后认为“此件修改得很好”,指示“将这个提纲注明为中央批准的,作为党内文件印发”。1948年底至1949年初,刘少奇又写了《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等党内报告,并在有关会议上讲话,更加明确、完整地阐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刘少奇所做的这些工作,为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作了理论准备。

  (3)论述经济成分。

  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要点是:全国解放后应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①国营经济;②合作社经济;③国家资本主义经济;④私人资本主义经济;⑤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要使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国家争取用10到15年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在一系列讲话、文稿中,对这些基本原则作了详尽的阐述。

  (4)主张“公私兼顾”。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把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作为中心任务来抓。1949 年4月10日,受中央委托,刘少奇亲赴刚刚获得解放的天津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提出,“为了达到发展生产的目标,必须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都照顾到。什么是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就是在生产上公营私营都照顾。劳资两利,就是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都要考虑。刘少奇特别强调:“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国民经济向前发展”。“我们不能过早消灭资本主义,如果现在消灭了,将来还得请回来”。1949年5月5日,刘少奇又从天津赶赴开滦煤矿,深入井下看望工人,果断解决工人的诉求和企业的危机。

  毛泽东在人民解放战争紧张进行的时候,委托刘少奇提前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事实证明是极富远见的。刘少奇的论述,对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起草八大报告。

  为了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1956年6月底,中共中央成立由刘少奇主持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刘少奇作为具体主持人,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从内容到文字,对报告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2)分析主要矛盾。

  刘少奇在报告中,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指明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强调全党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报告确定“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总方针,提出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一系列改进国家工作的目标,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并规定了相应的措施。

  (3)指明发展方向。

  刘少奇在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是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3、主持国民经济调整。

  从1960年冬开始,中共中央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在整个调整时期,刘少奇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一线主持工作,对此作出杰出贡献。

  调整工作首先从农村开始。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农村政策。为了了解农村实情,刘少奇带头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中央会议结束后,于4月1日至5月15日,与夫人王光美同志一道回到湖南长沙,开始了他改变亿万中国人民命运的回乡之旅。

  (1)解剖万头猪场。

  1961年4月2日,刘少奇与王光美乘坐的吉普车在回乡途中经过东湖塘公社时,一幅“万头猪场”的标语映入眼帘,他立即叫司机停车,当他饶有兴趣地走进“万头猪场”一看,空空的猪舍里,只有两头骨瘦如柴的病猪,马上意识到了浮夸风的严重性,决定亲自“解剖麻雀”。他利用土砖架起门板作床铺,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他用七天时间深入调查,透过“万头猪场”的假象,看到了全国“名副其实”的真相。

  (2)解散公共食堂。

  为了解实情,1961年4月12日,经中共湖南省委推荐,刘少奇来到了全省红旗单位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他在这里进行了为期18天的蹲点调查,在天华大队智办“耕牛案”的同时,果断宣布解散公共食堂,使天华大队成为全国解散食堂第一村。

  (3)主动承担责任。

  1961年 5月3日,刘少奇正式回到了阔别近40年的家,在旧居的横堂屋里,他找来乡亲们座谈,面对父老乡亲,年过花甲的国家主席站起身来,取下蓝布帽,恭恭敬敬的三鞠躬,重复了在天华大队那段感人肺腑的话:“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了,今天回来看到乡亲们受苦了,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我作为国家主席有责任,对不起大家。为了扭转困难局面共度难关,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乡亲们被国家主席的真情所感动,纷纷说出了心里话。刘少奇在家住了6天,临走时交待当地政府停止旧居对外开放,将房子全部分给六户无房农民居住。

  通过在家乡44天的实地考察,他发现了农村中存在的大量问题,看清了造成农村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不是自然灾害。

  1961年7至8月,刘少奇又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赶到大小兴安岭、长白山林区和内蒙古地区考察,完成了他永载史册的“南北大调查”。

  在5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公开谈到,造成农业减产、经济萧条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此必须调整农村政策,要缩短工业战线、减少城市人口、加强农业和轻工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有所进展,但成效不大。根本原因是领导干部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已成为贯彻调整方针的当务之急。为此,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七千人大会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并按毛泽东的指示作了口头讲话。这个报告和讲话,实事求是地分析经济形势和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国民经济调整的原则措施。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刘少奇特别讲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到处套,全国总起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三个指头,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刘少奇指出,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作中的错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观点鲜明,论证充分,通篇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为动员全党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起了重要作用。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南方视察,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了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刘少奇于2月下旬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当前国民经济正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会议同意陈云在会上所作的《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并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由陈云出任组长,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1962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案。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讨论通过《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会上确定了几项重大举措:

  (1)坚决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在1961年已经下放1000万城市人口的基础上,1962年再下放1200万人。

  (2)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由384亿元减为67亿元,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

  (3)缩短工业战线,关、停、并、转一大批高能耗、低效益企业。1962年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20%。

  (4)调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增加粮食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全面铺开,并且初见成效。当年底,经济形势开始复苏,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6.2%,刹住了3年连续下跌的势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消灭了连续4年的赤字。

  1963年7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国民经济全面好转,但在农村等方面仍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还要花很大的力量解决吃穿用问题,必须用一段时间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确认了这一方针,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调整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推迟3年。

  从196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继续调整成效显著,1965年初,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

  从以上六个方面概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刘少奇同志说:“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有了这个崇高追求和强大精神支柱,就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多次临危受命,在最艰险的地方挑最重的担子,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少奇同志还说:“人民信任你,你就绝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利,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刘少奇尽管在遭受文革磨难时仍然告诫对子女们:“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一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二)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刘少奇同志说:“应该好好工作,好好地钻研马克思主义,钻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最后都落到群众工作上,带领群众前进”。他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统揽全局、缜密分析,采取和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他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通过几十年的不断思考和总结,他锻炼出非凡的理论思维能力,观察问题深刻透彻,分析事物鞭辟入里,揭露矛盾尖锐泼辣。他善于总结经验,善于进行理论思考,把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并用来指导实践。

  (三)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品格。

  刘少奇同志为人忠诚坦荡、光明磊落,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同时他也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鼓励别人讲真话,坚决反对弄虚作假。他说,共产党员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没有任何私心,所以“他的错误缺点能够自己公开,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食’。他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这是他一生为真理而奋斗的真实写照。刘少奇同志在病中向家人交代:“我死了以后,把我的骨灰撒向大海,象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到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四)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廉洁奉公、无私奉献,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不能够把自己的个人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共产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忠诚于党,对人民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一日。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把党和人民放在第一位,无条件服从党和人民安排。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和人民公仆本色。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他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经常强调“不能乱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力,不能搞特殊”。他教育子女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外出工作时,他总是同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不请客,不迎送,不准向地方提任何要求和接受任何礼物。这些平凡的生活细节充分反映出刘少奇同志作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

  (五)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是刘少奇同志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让人民尽快过上“富裕和有文化的生活”是刘少奇同志念念不忘的挂虑。他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还说:“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们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他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人民公仆的丰碑!

  刘少奇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我们要永远铭记老一辈革命家为创建新中国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的伟大贡献。今天,我们可

  以告慰刘少奇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事业焕发出更加蓬勃的活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我们肩负的使命神圣而重大,我们承担的任务光荣而艰巨。我们一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永远铭记少奇功德,学习少奇品格,弘扬少奇风范,宣传少奇精神,真正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称职的人民公仆,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尽职尽责。

  刘少奇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没有走远,刘少奇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我用刘少奇的一段话,作为今天讲课的结束语,与大家共勉。

  “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党员,为了党,为了社会净化与人类解放,为了千百万劳苦大众的长远利益而奋斗到底,直至终身,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值得、最引起人民敬仰、最为万世子孙所怀念所歌颂,这在我们的党内已有无数的先烈,他们就是最值得、最为大众敬仰的人”。——摘自刘少奇1940年7月1日《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讲话。

  刘少奇用自己的一生的言行,赢得了后人对他的敬仰,人民永远怀念他!

  (作者系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教授级高级政工师、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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