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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刘少奇》---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刘少奇以人为本的法治思想
作者:罗  雄
 发布时间:2013-12-02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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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刘少奇以人为本的法治思想

罗 雄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410611

 

摘  要:刘少奇是新中国第一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并连任两届国家主席,在中国法制建设上作出了较大贡献。他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制定了许多有效措施,蕴含了丰富的民生法理念。他明确提出政法机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要求政法机关严格执行,保障人民利益;在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坚持严谨的态度科学精神,并重视法律法规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执行;主张保障政法系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提出了政法系统要独立办案、政法机关要相互制衡的法治思想,这些反映了他浓厚的法治理念,对有效化解我国当前深化改革与发展机遇期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迎接新挑战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刘少奇;以人为本;法治思想;政法机关

 

刘少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作为第一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第二、三任国家主席,本身就表明他在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突出地位。建国后,刘少奇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解决方法与措施。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阐述蕴含了丰富的以人为本的法思想与理念,对有效化解我国当前深化改革与发展机遇期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迎接新挑战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

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说“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它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包括工人阶级内部,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知识分子之间,农民阶级之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界定,最为重要的是阐述了要用政法机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

第一,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的区别。刘少奇是最早明确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党和国家领导人。1951年他在审读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和高岗《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两篇文章的笔记中就提出过这一问题。他指出矛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所以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分清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既不可以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看作是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也不可以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看作是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刘少奇的这篇笔记是否对毛泽东1957年上半年撰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产生直接影响尚不得而知,就如薄一波所言:“少奇同志这篇笔记毛主席不一定看到”,但说刘少奇是最早明确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观点则是无疑义的。

第二,主张用教育和团结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了严格区分后,刘少奇进而主张以教育和团结的方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种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也应该调和的矛盾”,“是在长时期内要我们来认真地加以调整和处理的矛盾”,因此必须慎重、正确对待。作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因此,要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如果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采取“敌对的不妥协的态度”处理,就是“在根本上犯了错误”。几年来的政法工作,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不能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无从谈起。他指出过去存在对矛盾性质认识错了的情况,主要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这样后果严重,“搞错了就要犯大错误”,斥责这种处理方式是“党和政府中的国民党作风”。

第三,政法机关要承担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责任。刘少奇纠正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公检法部门只是对敌专政工具的片面观念,将政法部门视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工具。他对当时认为公检法三个机关只负责处理敌我问题而不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观念表示质疑,指出“这个观念值得要好好研究一下”。法制不一定只有专政方面的,人民内部也要有法制,国家工作人员和群众也要受公共章程的约束。他明确提出公检法三个机关“对敌人是专政机关,对人民来说,要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的看法。他从词义分析出发,指出公安局名为公安,就是要管公共安宁,而公共就是指人民。敌人应该惧怕公安机关,人民则不一定,公安机关只要把工作做好了,人民就会觉得可靠,喜欢公安机关。所以政法机关应该在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两种矛盾不同处理方法的前提下“帮助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真正担负起“教育人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刘少奇非常重视政法系统的工作,是因为公检法等政法部门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具有树立法律法规的权威性、维护社会的公正性、贯彻法律法规的实施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基于此他认为执法部门必须严格执法。

 

二、高度重视立法、普法与用法

第一,把立法工作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刘少奇主持制定法律法规时,注重积极借鉴地方经验、认真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做到把立法工作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195131日刘少奇在审阅了福建省公安厅致华东和中央公安部的镇反综合报告后认为“很好”,特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方,并指出“其中许多经验,各地均可酌情采用”。同时在制定各项法律法规时,注意征集地方意见。针对贩运毒品和走私金银的问题,刘少奇向各地方转发了天津铁路管理局的经验报告,并提出:“中央将研究处理这类分子的办法,各地如有意见,亦望电告”,希望各地方提供相关的参考意见。

制定宪法的过程,同样反映了他科学严谨的态度。1953113日刘少奇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刘少奇成为委员之一。1954220日,刘少奇指示杨尚昆“多印一些”新起草的“宪法草案”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二三月间,刘少奇对“宪法草案”初稿的三读稿、四读稿都做了必要的批注。二至五月,刘少奇在此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详尽的修改。经过充分的酝酿与准备之后,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323日召开,毛泽东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之后从五月底至六月中旬,刘少奇共主持了六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第二次至第七次),讨论《宪法草案》的初稿和修正稿,并筹划关于宪法起草工作经过的报告事宜。5月 21日,刘少奇在修改《中央关于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宪法草案的宣传和讨论的指示》时将“宪法草案”的转发范围扩大至军队,并指示: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在进行讨论时,要“提出修改意见”。同时,刘少奇在6月至9月间起草了准备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五四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经过了全国一亿五千万人民的讨论,真正将立法与人民的利益于意志统一起来。

刘少奇如此重视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在于他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负责。他广泛征集多方意见,集思广益来制定法律法规,大大提高了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第二,强调用法律的武器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刘少奇非常重视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情况,这首先表现在他在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严谨、科学的态度与精神。在195865日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97次会议上,刘少奇指出:“一个法律搞得不好,就会限制人民的积极性,限制生产力的发展。”要用法律保障人民合法权益,首先表现在立法要符合人民的愿望、体现他们的利益。故他在制定五四宪法时,对宪法作了严格、广泛的讨论。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报告时这样评价这部经过了亿万中国人民广泛讨论的宪法:是“表达了人民群众的亲身经验和长期心愿”,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反映。在此基础上高度重视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执行也是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的举措。1955228日刘少奇了解到山西盂县、清徐在执行拘捕条例时发生混乱现象后致信董必武、彭真:“为贯彻逮捕、拘留条例,党内应发一指示,对县区乡随便拘人问题,应拟定一些办法,望召集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同志商酌,拟一指示交中央审核。”地方部门在逮捕、拘留的随意性,必然导致人民群众的利益、人身自由受到损害,这是刘少奇不愿看到的。

第三,主张将用法与普法结合起来。法律法规的制定,是使国家机关执法时有法可依、使人民在处理问题时有法度可循。人民自由的实现,必须基于不干涉他人自由,即在不触犯法律的尺度内实现自由,所以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对此,刘少奇指出:要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懂得:“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的报告中,刘少奇指出:“我们的宪法草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以后,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根本法”,“宪法是全体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的”。并且,他要求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这是由党的地位所决定的。在报告最后,刘少奇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必须按照宪法所规定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团结,继续努力,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保证宪法的完全实施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在1954年底通过实施后,有些地方部门却没有完全遵守。刘少奇在法律法规制定时重视其制定过程、制定后重视其贯彻执行,这有利于推进国家的法制化进程。

 

三、充分保障政法系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第一,党委要支持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成为执政党,难免有些党的领导干部和部门出现越权干涉政法部门工作的情况,刘少奇对此给予严厉批评。在修改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处理干部离婚纠纷问题的报告时,他写到:“所有离婚案件,包括党员干部的离婚案件,一律由法院处理”,“党委对法院有关党员干部离婚案件的正确判决,应给以支持,并责令其严格履行法院的判决”。1962428日,刘少奇在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等汇报公安政法工作时更是明确指出:“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党委什么都干涉不好。以后下面公检法向上级写报告要直接报,不要经党委批准,经过党委批准是错误的。”在此刘少奇并非要削弱党的领导。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必须坚持、不可动摇的。但是党委主要是“管干部、管思想、管政治的”,而不应插手具体事务。这样做能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政法系统独立执法,则可尽量避免受到各种情况的干扰,有利于维护公平、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而是本身就可防止非司法的党政机关践踏、违反法律。他指出:有的单位有自己搞拘留、搞劳改等非法行为;有的党政负责人直接绕开公安局、检察院等司法机关,随便批准捕人;甚至于有些公社、工厂、工地也随便捕人,这些“破坏法制的行为,必须坚决制止”。

第二,政法机关要独立依法办案。刘少奇认为政法机关必须严格执法,,并做到违法必究,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1955312日,刘少奇修改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关于改善司法机关审判作风的指示》时指出:必须在人民司法工作中“坚决地反对和肃清”逼供、诱供、指名问供等“完全错误的”审判作风,“反对官僚主义的逼供信的审判作风,提倡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审判作风”。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他提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其前提是“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1961121日,刘少奇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汇报工作后指出:“最近违法乱纪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河南的信阳,甘肃的天水,山东、贵州等省也有一些地方,违法乱纪很严重。你们应当去做检查违法乱纪的工作。现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多了,而是做得不够。要注意加强这个工作。现在检察机关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1961710日,刘少奇自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调查回京后,特意致信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各地如冯国全这样的冤案还是有的,应由各地公安政治机关进行认真地调查研究,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1950年七八月间在修改第一次全国司法会议报告——《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报告》时刘少奇写道:“不给罪犯以惩罚,即不能教育人民,也不能教育犯罪分子”。政法机关如果不能对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则会导致一部分心存侥幸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不利于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此外,刘少奇看重司法机关的独立性。1962523日,他在同中共中央政法小组谈话时再次表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案子”,“检察院应该同一切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不管任何机关任何人”。刘少奇强调党委和政府要为司法机关严格执法提供重要保障。

第三,公检法等司法机关要相互监督。独立执法的政法系统并非是不受监督它只是在办案过程中具有独立办事的权力,而在执法的有效性、公正性方面要受到各级、多方面的监督。并且,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刘少奇提出了政法系统相互制衡的法治思想。刘少奇曾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公检法三机关都“必须贯彻执行法律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他将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唱对台戏”,指出政法系统各机关“要有对立面,唱对台戏”。所谓对立面、唱对台戏,就是公安、检察院与法院之间相互监督,对各自的不足提出质疑。这是一种强化政法系统责任意识、法律意识的手段,其目的不是要其互相拆台,而是有效维护人民的利益。政法系统的相互制衡,有利于各部门各尽其责,并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具有重要的法意义。

刘少奇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论述精辟。其论述中不仅让我们看到见其重视法治、尊重法律的权威性的一面,更反映其丰富的法治思想。这些思想对于当前我国法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借鉴价值,是我国法制宝库中的不朽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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